如果我們把目光局限在專事文學批評的的專家那里·，可以看到，在七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理論時代」，後現代主義這一術語，乃至其他術語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後結構化了、解構化了。譬如，以德里·達的「解構」原則為基礎，結合伽達默爾的本體論闡釋學，導致了文學批評界赫赫有名的「耶魯學派」在70年代的誕生（保羅·德·曼，米勒等）；再譬如，1971年以《俄耳甫斯的解體：走向後現代主義文學》一書開始影響批評場域的伊哈布·哈桑，到了1980年時，已經把大量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和概念方法拉進了自己的後現代圈子，從而將其變成了一種成熟的、具有「多重適應性」的認識觀念。

他提出了一個後來流布廣泛的「暗示了後現代某些特征的表」。其所有特征，都是以指向相反方向來對抗現代主義特征的：「元物理學/達達主義；反形式（分離的，公開的）；遊戲；機遇；無規束；疲憊/沈默；過程/表演；參與；反創造/分解/對立；缺失；離散文本/互文；合成句式；並列結構；轉喻；結合；根蒂/表面；反解釋/誤讀；能指；手跡的（作家的）；反敘述；聖靈欲望；多形的/雌雄同體的；精神分裂症；差異-延異/痕跡；反諷；不確定性；內在性」，很明顯，這個單子，可以無窮聯想下去，無法指向一個界定明確的穩定中心，「不可能還原到一個公分母」。

然而，我們依然可以在這些特征中看到某種「共性」（只能在「家族相似」意義上理解，或者毋寧說差異性遠遠大於共性的共性）：它們都反映出一種激進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懷疑：中心崩散。這，導致了「特征表」指涉的後現代世界，似乎具有「不確定性」和「內在性」兩種傾向，關聯著表面不搭界的「遙遠」兩極。前者代表中心消失的結果，一種走向整體多元化的傾向，這會造成哈桑所說的「後現代模式的激增」，從而讓後現代主義這一術語，很容易適用於彼此排斥的範疇；而內在性，則代表了使人類心靈適應所有的現實本身的傾向（同樣以中心消失為前提）：人類，可以通過語言來創造自我及其世界，一種「新的語言內在性」。

由於「後現代主義」自身的多重適應性，也由於西方學術生產機制產生的大量「二道學術販子」，二十世紀80年代，成了「後現代主義」的鼎盛時期，不少與之「姻親」的社會批判理論，也相繼出現、火熱；但隨著一些新的全球性的問題（全球資本化、信息地球村、新型戰爭、信仰/族群衝突等）沖向前臺，更由於這個術語本身理論活力的逐漸降低（當它發展成具有強包容力時似乎就已注定），90年代，後現代主義逐漸退出了學術（文學批評）話語中心，到了新世紀之後，「後現代主義」已經不可避免地成了昨日黃花（當然，這不是說人們不再說這一術語，相反，人們有可能更為廣泛、更隨意地使用這一符碼）。

人們發現，純「後現代主義」式的「批判」，似乎已經不再具有強的當下效力，代之而起的西方學術主流，是選擇性吸收了後現代部分遺產、一般不會「玩」得太「花哨」、「陡峭」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那些更激進的、在我看來從某種含義上繼承了後現代式批判衣缽的極端左派（如所謂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四硬漢」：雅克·朗西埃、阿蘭·巴丟、阿甘本、齊澤克），譏稱這種主流為「第二次復辟」。

（2018年09月10日 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