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時期，人們由於某些偏見，惋惜意大利沒有悲劇、法國沒有史詩。

美學家克羅齊認為這個現象很好笑，曾批評說：把某民族不具有某一文類視為恥辱或缺陷，惋惜某國沒有「史詩」，並對該國終於產生了史詩作家、終於有了史詩作品表示慶幸是種文化偏見。

不幸，這也是近百年來我國常上演的鬧劇。

一、尋找史詩

繼討論「中國何以沒有悲劇 」和在中國作品中尋訪悲劇的活動之後，許多卓越的批評家也在納悶：何以中國沒有史詩或長篇敘事詩不發達?

例如林庚《中國文學史》第把卜辭、易經中的短歌、雅頌等，劃入「史詩時期 」，卻又說這個時期並沒有史詩、也沒有偉大的悲劇和喜劇，這種難堪的現象，原因皆在於文字太特殊了。

朱光潛《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一文則說史詩和悲劇在我國不發達的原因，是哲學思想平易和宗教情操淺薄，好比荒瘠的土壤中開不出繁茂的花來。

至於胡適，一方面說「 故事詩(Epic)在中國起來得很遲，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 」，一方面則設法在歷史中尋找故事詩。意思似乎是說: 雖然花開得遲些，畢竟還是開了。

王夢鷗先生卻認為花開遲了總是不妥，所以他便把商人玄鳥之頌、周人履帝武之詩，全算是敘事詩而被刪存在《詩經》中的殘餘；又懷疑《離騷》也是模仿古代敘事詩而寫成的自敘傳。

蘇雪林則說:「 外國學者每謂世界各文明古國皆有史詩，獨中國沒有，當是中國人組織力欠強之故...... 筆者聞之甚感恥辱。其實組織力與想像力也是養成的，我國人的文學自來常走錯路，何止史詩一端呢?」

另一些人，則硬要找出中國的史詩不可。

他們找到的「 史詩 」真是洋洋大觀，從《詩經》、漢賦、楚騷、卜辭、易經中的短歌、《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秦女休行》《悲憤詩》《上山采蘼蕪》《木蘭辭》，到一切帶有本事的詩歌全算在內。

其他總總比附，不一而足。可是大家都忘了：文類，必然在語法形式之外，又與其美學目的及價值信念有關，故文類表現必與文化傳統深具關聯。某一文化體系之內，定有相應於此一文化理念的幾種或一種代表性文類；不同的文化體系，其代表性文類必不相同，更不必有共同的文類出現。例如我國的賦、駢文、律詩，在其他文化體系中就沒有。史詩和悲劇，也當然不是每個民族或文化體中所都有或必須有的。

還有些人卻把詩史誤為史詩，如錢鐘書《談藝錄》引 Vice 論荷馬之說，以為「史詩即是詩與史融而未化，昧者不知，謂古詩即史，是有史無詩也，其說以之論詩史一門，尚覺扡隔難通，何況詩之全體 ?」也是把詩史跟史詩弄混了。

其實，史詩(Epic)，與詩史恰好相反，它不但是個文類的觀念，而且屬於敘述文類之一，用以區別抒情詩體或其他文學類型。

二、什麽是史詩

中國的文類批評，早見於曹丕等人的著作中。西方文類觀念則首發自柏拉圖，他將物與人的再創造(reproduction)分為兩種模式，一是模仿、一種是形容。根據這兩種模式，又可將詩歌分成三類：1. 戲劇詩 (dramatic poetry，模仿人的動作)；2. 敘事詩(narrative poetry，形容人的動作)；3. 對白與敘事混合體 (mixed mode of dialogue and narrative)。

亞里士多德繼承其說，將文學體裁劃分為悲劇、喜劇、史詩等。史詩之為一文類，遂以此相沿迄今。

固然，在如此悠長的時間里，史詩亦曾屢經變遷，但其文類特質大抵還是一貫相仍的。譬如規模之龐大複雜、格律之堂皇渾厚、形式之廣納奇字譬喻、內容之包羅歷史及英雄事跡等，不僅有形式結構可資識別，亦有與形式配合的風格內容足供類分。

1.史詩與歷史

史詩與詩史，易混淆處在於它們都與史有關，也都與敘事有關。據美國詩人龐德說，一部史詩即是一篇包含歷史的詩。史詩必以歷史材料為內容，是不容置疑的， 但這並不表示歷史即是史詩的主題。因為史詩本身乃是超越寫實範疇的作品，其目的固然在傳述歷史事件，卻也因此而完成娛樂大眾的效果。所以保羅·麥錢特(Paul Merchant)在《論史詩》一書中說:「史詩的雙重關係：一方面與歷史有關，另一方面與日常現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