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危機四伏。幅員廣袤、資源豐富的古老中國成爲列強覬覦、侵奪的主要目標。列強們以堅船利砲敲開了清廷閉關自守的大門，迫使清廷籤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拋棄夜郎自大的陳腐觀念，關注世界，探索新知，關心時局，尋求強國禦侮之道，探索中國獨立、富強的途徑。向西方學習開始形成思潮。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總結鴉片戰爭的教訓時，認爲“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剿夷而不謀船砲水軍，是自取敗也”。“以師夷長技以制敵”就是他提出的著名觀點。魏源把林則徐這一思想做進一步闡述和發揮，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冩成《海國圖志》。該書開宗明義：“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更多的中國人覺醒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和一大批著書立説、大造輿論的知識分子。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已經趨於平息，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告結束。洋務派利用國內外環境暫時和平這一有利時機，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培養新型人才，建設新式海軍、陸軍，開始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

福建船政是洋務運動的非常之舉，是三千年大變革的歷史産物。雖有挫折，雖被塵封，但仍閃爍着歷史的光輝。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折》。在折中他首先提出了“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的觀點，認爲“中國自強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練兵勇外，必應仿造輪船以奪彼族之所恃”，要“儘洋技之奇，儘駕駛之法”，在軍事上有效地抵禦外侮，在經濟上“分洋商之利”，決心實踐“師夷制夷”，創辦船政。六月初三日（7月14日），在不到20天的時間內，清廷形成上諭，作了批覆。
 
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因新疆西捻軍和回民起事，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左宗棠接到諭旨後，一面令德克碑（Paul Alexandre Neveueu d''Aiguebelle，1831—1875年）到滬約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年）及參與商訂合同的福建補用道胡光墉等同來定約，一面親自物色大臣人選。這時候，沈葆楨正好在籍守制，在福州爲母喪丁憂。沈葆楨的爲人爲政皆有很好的口碑。

左宗棠也了解到沈葆楨“在官在籍，久負清望”，和英桂、徐宗幹等商量，該二人也認爲沈葆楨是好人選，因此便把目標鎖定在他的身上，親自三次造廬商請。雖然沈葆楨都婉言謝絶，左宗棠還是堅挺沈葆楨主持船政。九月廿三日（10月31日）左宗棠上奏《派重臣總理船政折》，清廷隨即下諭旨，授沈葆楨爲總理船政大臣。

沈葆楨上任後，一方面讓日意格、德克碑回國購買設備，並聘請洋師、洋匠。當時法國造船工業發達，長於製造，所以引進法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英國長於航海，所以聘請英人教授駕駛，各取英法兩國之長；另一方面在馬尾中岐徵購土地，建設工廠、船塢、學堂、宿捨等。左宗棠原訂合同設工廠5所、學堂1所，用地200餘畝。沈葆楨主政後，工廠增至13所，學堂增至6所，用地擴大到600畝。（日期：2018-09-28 來源：方志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