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理論上看，由亞里士多德創建的“摹仿説”到近代的“遊戲説”、“移情説”、“心靈表現説”、“直覺説”、“情感表現説”、“再現説”等經典理論，在解構主義面前也灰飛菸滅。

從以上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它們的差異性。文本隻不過是作者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情境、不同心緒狀態下偶然創造的。他們只不過採用了不同的方式，講述着不同的故事而已，這一事實是無可爭辯的。

每一種新文學都是對傳統法規的反叛，但同時又在反叛中建構新法規，法規一旦形成，便趨於保守，而德里達的這一無原則的原則，使新法規的建構成了泡影。尤其在市場化的世俗社會、物化社會情境下，文學文本已經商品化，買方市場已經形成，消費者——“上帝”會根據自己的品味選擇自己喜好的符合自己本性的文學文本進行消費和再生産。因此，讀者也獲得了消費和生産的雙重身份。文學創作也必定得遵循市場的規律，最終將被市場所整合。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可能比所有的封閉體系理論更有力、更強大。

其次，建構了文學批評指向性無原則的原則。

德里達説：“闡釋本身不是一種‘發現’——因爲‘發現’是以一種的確存在但尚未找到的東西爲前提——而是一種‘發明’。”[4]（P35）這是德里達爲文學確定的又一指向性的無原則的批評原則——闡釋是一種發明。

至於“發明”什麼，德里達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我們按着他的學理理路可以看到，就是闡釋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着原文本留下的“踪跡”，在自由遊戲過程中創造的新文本。德里達認爲，文學文本就像“籤名”、“籤署”或“署名”一樣，一方面具有唯一性、不可複制性、不可模仿性，具有藉此認同此時此地特定籤署者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再生産和複制，可以在複制中辨認出原籤署者的身份。因此，在一切文學文本中，“重新標示”是可能的。而這種重新標示隻是對文學文本“踪跡”的標示，“不再致力於破譯或夢想去破譯一種不受自由遊戲和符號繫統制約的真實或本源”。[5]（P739）

從古至今文學批評理論可謂汗牛充棟，什麼實証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新批評、原型批評、社會批評、歷史批評、結構主義批評不一而足，可見文學批評的遊移不定。其實它們無不是偏居一偶， 實施着批評話語的霸權。

從文學批評的實踐上看，批評也是一種“發明”。莎士比亞在 1601 年創作的《哈姆萊特》，至今已有四百餘年，據統計評論哈姆萊特的論文，平均每天一篇，這樣大約就有 14 萬左右的評論文章。就算哈姆萊特形象再豐富、性格在複雜，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發現”吧！而中國的一部《紅樓夢》則催生了一個紅學學派。研究的方法可謂流派紛呈，有評點派、考証派、文本派、統計派。研究成果的差異性，更是令人吃驚，有言情説、色空説還有預言説，正如魯迅先生説的，經學家看見《易》， 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假如《紅樓夢》能複活的話，它一定會站出來説，你們研究的不是我。其實，古今中外的評論家都是在藉題發揮，正象吳亮説的：“我評論的就是我自己。”

綜上所述，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的解構，動搖了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和“始源”，爲哲學、詩學等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限自由創造的可能性。他思想的震撼力絶不亞於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説” 所産生的影響。他的思想在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中都留下深深的“影子”。

[4]李銀河.福柯與性[G].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5]牛宏寶.西方現代美學[B].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介紹：韓廣信（1953—），男，內蒙古，副教授，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當代文藝美學和文藝美學。聯繫地址：北京市 海淀區 圓明園東路8號 北京大學3號樓11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