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著作《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中冩道，人作爲一個主觀實體，能對其所生存的世界進行認識和把握，思維的本質是思考（reflexion），人們對世界思考總結得出的結果可以叫做“世界觀”，這種記錄和認知自身以及宇宙規律的世界觀，是獨立於“人”和“世界”之外的第三個獨立客體，作爲一個獨立個體，它會反作用於人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這便是洪堡特在早期關於語言和思維之間關係的認識，可惜他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洪堡特去世後幾十年，他的思想在英法北美等地受到重視，當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熱潮退去之後，認知語言學的浪潮席捲而來，一批青年語言學建重新翻出洪堡特的著作，熱淚盈眶“這就是啟迪我們心靈的明燈”。在這個時期，研究語言與思維之間關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片中所提及的人類學家薩丕爾（E. Sapir）和他的學生沃爾夫（B. L. Whorf）, 他們所提出的語言相對論（Sapir-Whorf Hypothesis）認爲語言，尤其是語法結構是一種背景知識，人們使用背景知識來描述這個世界。

同時，背景知識也會塑造一個人的思維方式。語言相對論將語言對思維的作用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如果説洪堡特尚且持“靜態、有限的語言對思維的影響力遠不及動態、無限的思維對語言的塑造力”這一保守觀點，薩氏師徒則將前者的作用放大了不少，認爲語言對思維的作用力已經不僅僅是用“影響”可以表達的了。當然，將語言對思維的反作用力推向極緻的是《降臨》本身，七語完全刷新了女主的思維，甚至開發出其超能力，能夠預見到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可以説是很厲害了。

由於這部電影，我開始生出自暴自棄的心態來：你看人家外星語那麼高級，能精確地表達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我們人類的語言真的是debug都來不及啊，人類語言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完美？

其實我們從鏡子中或是從照片中看到的都不是真實的自己，無論是在時間差還是空間映射上都不是絶對的真實。語言也是這樣，當一團模糊、混沌的意識之網張開時，人們迫切地需要將這張意識網傳遞給外界和他人，但是在將抽象的意識轉化爲有着具體結構語言的時候，被描述的事實往往在時間和空間上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偏差。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寄希望於用具體的語言完整無誤地表述出事物的本質或是思想的內核，就好像我在冩出這段文字時，感覺有一團咽不下又吐不出的梅核氣憋屈在胸口，因爲我的語言太不給我爭氣了。

這樣就能夠理解中國的先人們在表達“思想”與“語言”的關係過程中用到“言不儘意”、“得意忘形”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樣的句子了，或許在現代文明苦苦追尋如何使用精確的語言表述事物本質的幾千年前，中國人已經意識到“有限”和“無限”的辯証關係，即“有限”的語言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地完美勾勒出“無限”思維的每一個細節，以至於在語言表達的過程中總是多多少少出現這樣那樣的遺憾，但也正是這種“遺憾”促進了世間種種文學藝術作品的誕生，“遺憾”代表着無限的可能，“精準”代表着屏幕上的一行行代碼。

我們的語言應該有兩條可能的發展方向：或者因爲語言的不精確性而使人類放棄現有語言而採用一種更精確的符號系統；或者將現有語言不斷進行完善以使語言無限趨近於表述的全部需要；又或者這兩個方向根本就是殊途同歸，因爲語言總是在進化，不適合的總是被更完善的代替。（原載於《元任對外漢語》2018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