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嬰寧的笑, 黛玉的哭也有著不同尋常的魅力。黛玉在小說中到底哭了多少次筆者並未專門去統計, 但有人統計過林黛玉的笑:「盡管《紅樓夢》中林黛玉的笑有224次之多, 大約是描寫眼淚的3倍, 卻沒能引起多數讀者的注意。」[16]有趣的是, 正如該統計者所言, 林黛玉笑的次數是哭的三倍還多卻沒能引起讀者的注意, 不正好從側面反映出林黛玉哭的巨大魅力嗎?因為有還淚之說, 所以小說對黛玉的哭是格外用心的, 比較典型的是小說在第26回寫她「也不顧蒼苔露冷, 花徑風寒, 獨立墻角邊花陰下, 悲悲戚戚嗚咽起來。……不期這一哭, 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聲, 俱忒楞楞飛起遠避, 不忍再聽」。又如第27回, 芒種節祭餞花神, 眾姐妹在大觀園內盡情玩耍, 唯有黛玉一人在山坡的花冢旁掩埋落花, 寶玉意外撞見, 「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 一行數落著, 哭得好不傷感」。黛玉這種哭法, 固然有酬謝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意, 同時也是她真性情的一種體現。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論:「這個少女永遠只向生活中的靈智和感情膜拜頂禮, 她珍愛別人的智慧, 也如同珍愛自己的智慧一樣。世俗的理智, 永遠不能移動這個少女的心。」[4]

然而, 愛笑的嬰寧最後卻「矢不復笑」, 愛哭的黛玉在生命的盡頭反而「微微一笑」「一點眼淚也沒有」。這種巨大的逆轉, 實在耐人深思和尋味。應該說嬰寧是以犧牲自我天性的代價去迎合順從當時的世俗社會; 林黛玉待淚償完之後, 則「不復哭」, 可以說是自然的靈性、自由的生命在殘酷現實面前的謝幕。嬰寧也好, 黛玉也罷, 這種生命的本真、自由的靈性, 在虛偽、世俗、功利的世俗社會, 都沒有生存的空間。從生態美學的最高範疇「生命美學」的層面而言, 嬰寧、黛玉的命運有著共質的悲劇美學意義。生態美學是上個世紀90年代生態危機不斷加劇、人與自然關係日漸緊張的大背景下西方學者提出的新命題。其實, 從這種關係的危機視角來看, 作為充滿詩性、靈性、自然性, 代表著中國樸素天人合一思想基因的兩個女子形象的最終命運, 也揭示了中國古代生態美學的一種危機, 即自然性日漸消解, 那種美好的天性、人與自然的合一性, 往往只能存在於深山幽谷、天上仙境, 只能存在於文人想像的筆端。

綜合以上論述, 嬰寧、黛玉身上共同的詩性特質、返魅靈性以及對生命本真的自由追求, 都對當今的生態美學範式進行了很好的詮釋。簡言之, 生態美學關注的核心命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 主張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 從「主體間性」的立場思考人類與動物、植物及整個自然界的關係。換言之, 人和自然界的其他所有生命個體都是不同的「主體」, 理想的生態模式應該是不同主體間的和諧共生。從這一維度加以審視, 作為狐妖的嬰寧將狐的自然物性和作為少女人的社會屬性和諧統一, 蒲松齡通過美好的理想女子「我嬰寧」的詩性塑造, 已經給我們揭示了理想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樣, 「質本潔來還潔去」的絳珠仙草幻身林黛玉, 也隱喻著人與自然的有機相通, 這種相通性不是簡單地組合疊加, 而是一種內在的詩性統一。《聊齋志異》《紅樓夢》的作者盡管沒有提出今天「生態文學」「生態美學」的概念和主張, 但是已經自覺地思考人類共同的生態問題, 在人與自然的合一性、相通性上已經具備了超前的生態審美智慧。用當今生態美學這個全新的文學價值尺度去衡量這兩部小說, 其同樣具有豐富的闡釋空間, 不愧是人類共同的偉大經典。

[4][17]蔣和森:《紅樓夢論稿》,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版, 第60、62頁。

[16]劉雪蓮:《漫議黛玉的「笑」》, 《明清小說研究》, 2007年第2期。

（原載《江蘇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