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默契正是Charles Lenay與Paul Bach y Rita [1]實驗室的研究人員關於盲人使用的感知的代換品的研究里的關鍵問題。他指出盲人並不是想要有一個可以簡化他們生活的裝置，因爲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可以豐富他們生活的裝置，也就是説與他“産生默契”的東西，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説（我造了一個動詞出來 complicitate）共同投入，産生了這種存在的基本維度，我們稱之爲熟悉性，它是情感的條件，阿里斯多德稱之爲philia（來自動詞philein，愛），而法語的complicite也是同義詞。簡單化生活，我們將見到，可以意味着貧乏化生活。

一個簡單的感知代換品，好像Paul Bachy Rita所用的攝影機（通過觸覺系統感知震動，專爲盲人用戶打造），不足以讓一個盲人興奮。它必須成爲一種可以社會化的支撐，也就是説一個讓盲人可以共同個體化的機會﹣他們共有的不是殘疾，而是一個必要的缺陷，他們需要這個缺陷，因爲正是通過這個缺陷，他們得以共同使自己個體化，在這個基礎上，他們的世界得以建構，其中的複雜性就是他們之間的默契，我們稱這個世界爲目盲的世界。

這個必要的缺陷－那個目盲的世界的構建正是依賴這個特殊的缺陷－毫無疑問能夠有上千種辦法得以複雜化，盲人之間的默契也由此形成。

一個義肢，好像Paul Bach y Rita所發明的攝影機，它用來容許盲人進入他們看不到的空間，而如果它所打開的世界，不是基於缺失所引起的默契 （這里我們必須談及意大利哲學家Roberto Esposito的理論，以及他在Communitas[2]一書中對過失（delinquere）的理解），這意味着這個義肢不被採納。

我們可以適應以及找到使用的方法，但是我們不能將它變成我們的東西﹕它不能成爲一個經驗的生活空間。使用而不被採納，它成爲了技術玩意，無法貢獻使用者的個體化，而也因爲這個原因使用者無法成爲實踐者。最後它只是工業歷史垃圾桶之中的全球性垃圾的一員，以“負面的外置性”侵犯每個角落。所有人都在談這個，但卻沒有幾個意識到它跟快感和欲望的問題的關聯。

這些正是消費主義的目的，它要生産可丟棄的義肢，缺乏實際、沒有默契、無法採納，但它卻制造了程式化以及系統性的工業浪費，當中它們自我毀滅。一個生産默契的裝置，創造了一種對文化的附屬感，也就説，在一個世界，我們稱一個物件是文化的，意味着它不是可隨意丟棄的。這樣的裝置，也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 ）所稱的可持續性，帶來的不只是快感，而是欲望，也就是説一種上升經歷的分享﹕也就是説升華的裝置。

快感的問題只是另一個更廣的問題的其中一個維度，也就是説欲望的問題。

我們現在説的快感是由欲望構成。我們可以有沒有欲望的快感。但這是一種貧乏的快感，很多時候甚至是可悲的。換句話説，他所追求的欲望與快感只是驅力、本能、傾向或者愛好。

欲望通過滿足的延遲（différenment）以及延異（différance ）將驅力轉型。


欲望正是弗洛伊德所説的利比多經濟﹕由利比多經濟所生産出來的能量。拉康所説的欲望，是利比多經濟的“産品”，也是它的推動力。鑒於這個産品是由轉型所産生出來的能量，欲望不只在它的結果，而且在它的轉型過程當中——是幻想，這個字在這里不帶負面意思﹕幻想是phainomenon，也就是説現象。

利比多經濟構成了循環中的欲望。這個循環是一個好像情感、情緒一樣的運動，也就是説被感動了，也就是説被轉化了，就好像社會循環一樣，也就是説好像默契、共同投入一樣，也是如此這個運動構成了世界﹣這是西蒙東所説的跨個體（transindividuel）。這個運動不只是心理的﹕它也是社會性的。欲望，因爲是社會性的，就是對一個物件以及在一個物件里的投資，這可以是性的、知識、藝術、宗教等等。它作爲升華的物件，成爲了社會結構的支撐。

這種利比多經濟以及它的循環生産了欲望，但是欲望並不一定帶來快感﹕它可以産生痛苦。大多數時間，欲望之物帶來了痛苦。一般來説，欲望之物不是我們可以得到的物件﹕它們距離我們很遠，不可接觸，無限，不可量度，它超過了我們，壓倒我們。這也因此導致拉康説利比多經濟是缺乏的經濟。我不相信我們必須談缺乏（manque），我認爲我們毋寧去談一個必然的缺失（défaut），缺失變成了滿溢，達到過度﹕如法文所説的le comble du défaut。一個高峰，一種升高，也是西蒙東所説的“關鍵點”。

[1] 譯注﹕Paul Bach y Rita， 1934﹣2006，腦神經科學家

[2] Roberto Esposito, Communitas : Origine et destin de la communauté,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