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在中世紀各地的山頂上都湧現出了成群的寓所，每一個寓所都在要塞的控制之下，這些要塞和獨眼巨人的神的時代一樣（以某種重新安排來重構他的歷史或畫卷）；對於那些不幸的人民而言，他們除了被野蠻入侵和國內衝突的暴力打倒在地之外，沒有任何別的自衛方式。

在中世紀，最古老的城市被修建起來，事實上，幾乎所有國家的首都都建在了高處；在這個時代形成的新封建主全都被意大利人稱為「城堡主」；也許，這也是為什麼貴族們被稱為是出生在高處或顯眼之處的人的原因，然而平民生活在下面的平原上，他們被稱為是出生在低處或偏僻之處的人。

我們發現避難所或庇護所重新開放，主要是由那些教會的領主發起的，他們在人性方面領先於自己的那個野蠻時代；他們為那些受壓迫、受恐嚇、為人身和財產尋求保護的人提供庇護。德國是歐洲疆域最廣闊的國家，因此，在德國，教會的領主幾乎比世俗的領主還要多。

這些政治結構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那不勒斯王國的阿爾維薩聖洛倫斯修道院，該修道院與加普亞的聖洛倫斯修道院是一體的。這所寺院要麼由領主直接管理，要麼由依附於寺院的修道士來管理，在坎伯尼亞、桑尼烏、阿普利亞和古代的卡拉普里亞，從伏爾吐努斯河到塔任同海灣，這類教堂不少於110個；聖洛倫斯的男修道院長幾乎是整個國家的領主或男爵。

他們在山區和偏遠的地方修建的用於群眾慶典和其他宗教禱告儀式的小教堂成了全體居民天然的庇護所，居民們圍著這些小教堂建造屋舍：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有這麼多的城市、地方和城堡都叫「聖洛倫斯」的原因，也是教堂為什麼是這個時代最古老的紀念物的原因。隨後，我們又發現了封建主義，它不是首次出現在歐洲，而是再次顯現。如果我們認為羅馬法被野蠻人毀滅之後就成了遺跡（奧德諾普和其他的法學家都這麼認為），那是不對的。實際上，事實恰恰相反，羅馬法又從早期處於野蠻狀態的拉丁人的封建主義廢墟中長出來了；中世紀的封建主義不是歐洲民族的新法則，而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法則被最近的野蠻主義更新了。

封建主義與邪惡的事物相去甚遠，庫雅斯曾說，它是英雄的事物，值得那些希臘和羅馬的最淵博、最深刻的學者們彈冠相慶。庫雅斯自己允許用羅馬法律來緩解封建主義學問中的野蠻主義，羅馬法最精辟的表達是如此準確地適於表達這個封建主義學問體系的性質和屬性，以至於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術語了，如果這不應當歸於自然的本質統一，那麼應歸於什麼呢？ 

隨著中世紀的進程，我們又回到了英雄與奴隸，「viri」（男人）或「貴族」（今天人們依然在用「varones」這個詞，在西班牙，「viri」這個詞也在使用）和純粹的「homines」（人們這樣稱謂奴仆、陪臣），「patres」或庇護人和農奴之間的基本區分。那些有學識的封建主義研究者用「clientela」（食客對貴族的從屬關係或被保護人對保護人的依附關係）來解釋「feudum」（封地），實際上，他們所給出的東西已經遠遠超出了語言學的對應詞；他們無意中給出了采邑的歷史學定義。

中世紀的第一個采邑必然是個人的，就像羅慕路斯的第一個庇護所一樣：在維柯時代采邑的形式在歐洲北部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波蘭，在那里「kmet」是一種奴隸，他們常被用來做領主們的賭注，贏家可以得到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緊跟著出現的是鄉村采邑，鄉村采邑名實相符，它包括那些戰勝者出於對被征服者的生計考慮而分給被征服者的未開墾過的土地，然而，那些戰勝者卻占有開墾過的土地。

這些采邑被封建主義者稱為「beneficia」（恩惠），其中帶著一種新的拉丁化的優雅，同樣也帶著合理的歷史真理。古代的「nexi」（債務人）就是新時代的臣民或被束縛的人，他們被逼迫著加入到領主們的友好與爭奪之中，並且要為領主們提供在羅馬名為「operamilitaris」（為軍隊服務）在中世紀名為「militare servitium」（軍隊奴隸）的東西。封建的紐帶擴展成了龐大的政治關係，比如說，被征服的國王變成了羅馬的同盟者或「socii」（盟友，陪臣），並且擁護羅馬人民的最高權力，因此獨立自主的采邑要服從更高的統治權，更高統治權的代表是掌管更龐大王國和眾多行省的偉大的國王和領主，他們享有「最高統治者」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