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提到並僅以中世紀（維柯沒有這麼稱謂這一歷史時期）為例考察了這種「重演」。在維柯時代，歐洲歷史上的這一時期首次被歷史學家們明確地劃分出來並冠以「中世紀」之名。

毋庸置疑，說中世紀是一個墮落而野蠻的時期不是什麼新思想，因為，尤其在人文主義時期對於「中古的和低俗的拉丁語」的這些世紀一直有一種普遍的疏遠感和厭惡感，在這些世紀中，古典文獻的瑰寶遭到冷落，散落各地，人文研究喪失了生機活力或消失殆盡。

這種意識普遍存在於歐洲受過教化的地區，尤其是在意大利，這種意識無處不在、生機勃勃；因為這個國家永遠不會忘記：對於其他民族而言，中世紀見證了它們的財富、力量和文明的興起；對意大利人而言，中世紀則意味著偉大的羅馬走向滅亡，高傲的汪達爾人、維斯哥特人和倫巴第人對意大利之名稱的羞辱，富饒的城市被人蹂躪，莊嚴的遺跡遭到破壞，如今，那些觸目驚心的遺跡殘骸還隨處可見。

馬基雅維里以一幅著名的並且引人注目的歷史變遷的總圖景作為他的《歷史》的開端，這種變遷是由西方帝國的衰落引起的。然而，回顧毀滅的原因和搜集中世紀的文物不是洞察這一時代之精神的辦法，這樣做和觀察一個人的缺點和標志沒有什麼兩樣，缺點和標志可以把兩個人區分開，但是對理解這兩個人的精神沒有什麼作用。維柯是第一個打算理解中世紀精神的人，那就是說，他要理解這一時期的精神、社會和文化的構成。

雖然維柯生活在一個富有中世紀文獻和遺留物的地方，但是維柯坦言，對他來說，第二個野蠻時期比第一個野蠻時期要模糊得多，正是對第一個野蠻時期的研究，使他能夠闡明第二個野蠻時期的真正精神。他把這一時期命名為「第二個野蠻時期」、「野蠻主義的復歸」、「野蠻主義的重演」，這樣一來，他就把中世紀當作了他的理想重演律的實例。對他來說，中世紀是原始生活狀態的再現，也是社會過程在發展到超越了原始生活狀態階段時，再生產的必然結果。這種觀點既是原創性的又飽含著真理。也就是說，維柯揭示的是中世紀的一般特征而不是個別屬性。

這點沒有異議，因為，我們知道維柯所要解決的問題，準確地說，他要研究的是一般特征或一致性。他適當地避開了所謂的歷史，為的是避免陷入科學與信仰，純內在的歷史觀念（天啟和奇跡除外）和純超驗觀念即奇跡的歷史的兩難境地，因為超自然的東西不容易用科學的方式來處理。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人妄圖調和宗教和歷史，他們通過概括歷史事件的個別方面，把歷史抽象為一種制度和一致性的歷史，這是故伎重演，值得注意。

從維柯對問題所采取的這種立場中，我們也許會明白維柯為什麼不強調基督教，當他在中世紀的開端遇到基督教時，三言兩語就把它說完了，這在一個基督徒看來是非常奇怪的；他說，上帝已經通過超人的方式清晰地展示了基督教的真理，與此同時，他把殉道者的貞操對立於羅馬的權力、教父們的教義、奇跡和希臘的空洞智慧；他知道，武裝起來的民族必須全方位地準備為他們的宗教權威的神聖而戰，他之所以允許一個新的文明秩序在諸民族中產生，是為了使真正的宗教按照人類事務的自然進程建立起來。

我們一定對維柯發現了中世紀社會與早期希臘和羅馬社會之間的相似性感到滿意，如果他所舉的例子和證明看起來非常荒謬並沈湎於空想之中，你也不要生氣。如我們所知，他主要的歷史思想是如此健全有力，以致於這些小錯可以忽略不計，即使他的思想與這些錯誤同生共存，這些思想也不會受到什麼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