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基於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控制，而後者則基於對市場的控制：新的交易規則。如果說，前者具有鮮明的不公平性和歷史的反正義性的話，那麽，後者，則顯而易見的是試圖建立一種基於市場的公平的交易規則。歷史不僅在這裏拐了個彎，而且還在這裏開啟了文化產業發展、進而人類文化發展史的一個新時期：制度交易時期。

由於在近代以來一部世界發展史幾乎就是由歐洲來主導的，因此，一部近代歐洲文化產業發展史也就成為另一部歐洲文化發展史和社會發展史。近代歐洲離開文化產業這樣具體的載體形態，近代歐洲的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甚至不能完全排除近代歐洲的文化仍然處在中世紀。問題是資本對於世界市場的開拓，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不僅使世界各民族的局限性成為不可能，而且形成一種世界文學。⑵

馬克思在這裏不僅洞見了資本改造世界的力量，而且也更為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部世界近代史是如何被建構的，一種「世界的文學」是怎樣在歷史的演進中發揮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在這裏，所謂「世界文學」我們完全可以把它作為文化產業的代名詞來解讀。因為，文化產業以它全新的載體形態建構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化圖景：文化產品的全球流通。

這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發展的現代演變中也同樣清晰地表現出來了。早期電影進入中國，幾乎經歷了與美國大致相同的發展歷程。然而，真正作為中國電影產業的主體性建構的是中國電影意識的出現和形成，以及關於電影審查制度和配額制度的建構。胡霽榮的上海早期電影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時間表和路線圖：⑶

1911年(清宣統三年)6月，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締影戲場條例」。條例規定：「不得有淫褻之影片」；等等。

民國成立後，上海「市政廳」襲用了上海城「自治公所」的「取締影戲場條例」這個條例，算是中國電影檢查制度的雛形，但是此條例對於電影傳播的監管效用不大，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一種監管制度。

20年代中期，民間組織了江蘇省電影審閱委員會，開始對在上海放映的影片進行審查。但由於江蘇電審會屬於民間組織，缺乏行政權力的依托和支持，對電影傳播無法產生強制力的作用，因而其實際效能有限；1927年國民黨政府上臺之前，電影檢查在上海基本未能進入實質有效的監管階段。

1928年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戲曲電影審查委員會成立。這是在上海出現的第一個具有強制性行政權力的地方電影檢查機關。該委員會公布《電影審查細則》，並自1929年2月1日起實行。

1929年9月12日，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成立(次年7月1日，改稱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後於10月4日和11月9日分別公布《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規則》和《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檢查電影片規則》，規定其工作為檢查進口及在本市攝制之中外影片及取締不良影片。

1930年11月3日，國民政府正式出臺《電影檢查法》，將電影檢查權歸集於中央。

1931年2月25日，教育部和內政部代表中央組成電影檢查委員會，開始實施全國統一的電影檢查制度，標誌著由中國國家政權統治當局第一次出面大力操刀監管電影傳播，也意味著一個具有國家強制力與約束力的中國電影制度的初步形成。

自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成立至全面抗戰爆發，在1934年至1937年裏，總計檢查影片1696部，其中外國影片1 216部(占檢查總數的71．7％)；禁映影片37部(占檢查總數的2．2％)，其中外國影片30部(占禁映總數的81．1％)；修剪影片182部(占檢查總數的10．7％)，其中外國影片98部(占修剪總數的53．8％)。中國政府當局的電影審查制度對國外制片商產生了威懾力，令美國片商在制片時也自省內容。美國論者言，「在三十年代，原先美國影片裏反映的關於中國和中國事物的那種荒唐的概念，由於中國政府注意的結果，開始進行了部分的修正。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美國電影業也開始自覺地對它所描繪的中國主題、背景和人物，重新進行審查和估價。」

⑴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

⑵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⑶胡霽榮：《植根與傳播：上海早期電影研究(1870—193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