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符號詩學，是以符號學方法建構的文學理論，是關於可能世界的詩學。近百年來，主要由形式論、結構論、模式論和解釋論符號詩學構成，大致走過了一條從「符形學」到「符義學」、「符用學」，再到試圖將「三者整合」，深入文化隱蔽機制，全面走向文化符號詩學的道路。

一、緒論：符號詩學的源與流

符號詩學[①]，即符號學文論，是以符號學方法建構的文學理論。符號詩學思想源遠流長。位於六經之首的《周易》，可視為中國符號詩學思想的源頭。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純粹敘述」與「模仿」的區分[1]，[②]亞里士多德《詩學》關於「情節」的形式分析[2]，[③]都是西方符號詩學的較早實踐。但作為嚴格意義上的符號詩學，則是現代符號學理論產生後，受其影響所出現的文學理論。

符號學是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公分母」和「數學」，由此決定了符號詩學的基本特征。它不象其他詩學，比如現實主義詩學、儒家詩學、存在論詩學、基督教詩學等，要為文學提供認識論意義上的基本圖式，得出一些關於文學的終極結論。符號學作為方法論，它像數學、邏輯學在為各門學科運用的過程中，生產出不同的知識。它似「孵化器」，更似一位年輕多產的母親，在流動不居的時空中，與各種思潮遇合交匯，產下一個又一個的寧馨兒，構成其豐富的符號學文論家族。符號學以其特有的「智慧」，通過改變思想方式，改變和拓寬文學理論的形態、河床和疆域，這也決定了符號詩學不具其他詩學那種「系統性」和「純粹性」。亦如象棋，規則相同，下法各異，盤盤皆殊。

萬變不離其宗。符號詩學的「宗」，在兩位符號學理論的創始人：索緒爾和皮爾斯，符號詩學近一個世紀的基本格局、總體面貌，與其理論及理論操作方式密切相關。索緒爾的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結構，是「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3]。[④]能指是在場的「音響形象」，是可感知的「形式」。所指是由能指帶出的概念，一個不在場的心理事實。面對符號，其實我們面對的是「形式」；進入符號，我們則進入到一種「結構」當中。這為文論家提供了對文學進行符號分析的兩個維度：「形式」的和「結構」的。應該說，這是索緒爾符號理論對文論家的最初啟發。

索緒爾的符號學，還有兩個重要的理論基點：符號之為符號，是依據其在系統中的差異性；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無理據，是任意性的。差異性原則和任意性原則，使後來的文論家對符號意義的確定性及能指與所指結構的穩定性發生置疑，開出文論研究的另一方向：「解構」，拓開形式主義文論和結構主義文論的另一扇面，突破其封閉系統，走向開放。這是挺有意思的。文論家感興趣的，還不單是索緒爾符號學理論的基本結論，對其走向結論的過程、建構理論的方法，即建構方法論之方法亦興趣濃厚。索緒爾關於語言/言語、差別/系統、共時/歷時、內部/外部、聚合/組合等的二元劃分及其學術取向，對構建符號詩學同樣發生重要作用。譬如，從聚合/組合引伸出的「隱喻/轉喻」範疇，幾乎為各種符號詩學所共享。共時性的研究方法，甚至對以「歷時性」為其形態的文學史的研究，也激發出新的思路。[⑤]

與索緒爾同時的皮爾斯，不是從語言學，而是從邏輯學走向符號學。他的符號三元理論，對文論發生影響的時間要晚一些，卻與當代符號詩學發生深刻聯系。皮爾斯認為，符號是「表現」、「對象」和「解釋」構成的三位一體。其中的「解釋」項，被後來的意大利人安貝托·艾柯進一步生發，極富洞見地提出普遍代碼原則，溝通了索緒爾與皮爾斯，整合了葉爾姆斯列夫、巴特、格雷馬斯、洛特曼等人的符號學思想，建立起「百科全書」式的一般符號學理論和文本理論，對當代符號詩學產生的影響巨大，且方興未艾。

綜合索緒爾、皮爾斯、格雷馬斯、巴特、艾柯等人的符號學理論對文論的影響，依據相對的時間順序，我認為符號詩學諸領域，在近百年的發展中，主要由形式論符號詩學、結構論符號詩學、模式論符號詩學和解釋論符號詩學構成。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符號詩學幾乎走過一條從「符形學」→「符義學」→「符用學」，再到試圖將「三者整合」，深入文化隱蔽機制，全面走向文化符號詩學的道路。形式論符號詩學偏向符形學；結構論符號詩學偏向符義學；模式論符號詩學偏向符用學，並力求打通三者；解釋論符號詩學不僅偏向符用學，而且在整合三者上不斷向前邁進。下文分述之。

[①] 臺灣學者古添洪有《記號詩學》一書，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出版，據說「是國內第一本記號詩學專著」，「是用記號學的精神、方法、概念、詞匯來建構的詩學」，筆者在寫作本文時未曾讀到，十分遺憾。

[②] 1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第 94-101頁，商務印書館，2002。

[③] 2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第88-92頁，商務印書館，2002。

[④]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第102頁，商務印書館，2010。

[⑤] 比如艾亨鮑姆認為：「文學的演變是風格和體裁的內部辯證發展過程」，與內容無關（參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78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新的藝術形式的創造，不是描寫的行為，而是一種發現」，這些形式即潛藏於以前的文學史中（參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論》，第54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特尼亞諾也認為：「文學演變的規律即功能和準則變換的規律。」（參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80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這都是從「共時態」角度，對文學史的描述，顯然受索緒爾符號理論影響。

（作者：唐小林  來源：《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