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式論符號詩學

不敢說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當初就受到索緒爾符號理論的影響。事實上，「莫斯科語言學小組」成立的第二年，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才出版。就在這一年，聖彼得堡的「詩歌語言研究會」，作為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第二支也應運而生。只能說，俄國形式主義的某些文論家，比如庫爾特奈，與索緒爾有共同的「學緣」，都曾在萊比錫學過語言學。可能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再加上索緒爾的受業弟子卡爾采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於1917-1919間開始了索緒爾思想在俄國的傳播，大致在20世紀20年代中前期，索緒爾符號理論，對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開始並持續發生影響，使之逐漸具有符號詩學的特征。盡管這個學派在20年代後期，因人員流散世界各地，而在形式上趨於解體。

作為符號詩學的俄國形式文論，並未直接提出「文學是符號形式」的口號，[⑥]卻提出了「文學作品是一種純粹的形式」的命題[4]。[⑦]「純粹的形式」是形式論符號詩學的核心概念，其他諸如「文學性」、「陌生化」，以及「詩性功能」等，都是建基於、統攝於「純粹的形式」的次級概念。在我看來，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在「形式」前面加上「純粹」來修飾，是要將此「形式」與彼「形式」，即傳統的「形式」區別開來。我認為，「純粹的形式」乃是符號學意義上的形式，其對應的是「材料」， [⑧]完全不同於傳統認識論與「內容」二分的「形式」。後者是「內容」決定「形式」，前者之「形式」卻處於獨尊位置：「材料」因「形式」而存在。[⑨]此處之「形式」，相當於符號之「能指」，「材料」還只是符號「所指」的一部分。「文學」則是「符號」：符號因「能指」而顯現，「所指」因「能指」而到場。沒有「能指」，既沒有「符號」，也沒有「所指」。同樣，沒有「形式」，既沒有「材料」，也沒有「文學」。因此，作為符號的「文學」，只是一種「純粹的形式」。這是形式文論對符號詩學的巨大貢獻。

既然文學作品是一種純粹的形式，那麽「純粹的形式」，就是文學研究的對象，文學理論即是關於這種「純粹的形式」的知識譜系。這顯然是一種文學符號的「能指中心論」。作為能指的文學形式，就是擺在我們面前逶迤展開的語言符號，就象音樂是一連串流動的聲音，繪畫是一堆線條、色彩，舞蹈是一系列的身體動作，影視是連貫的運動圖像一樣。特尼亞諾夫就將文學直接定義為「能動的語言構造」[5]。[⑩]這樣，文學語言的選擇與組合，它的節奏、音律、韻腳，它的修辭與敘述方式，它的情節、結構等等，就成為形式論符號詩學討論的重點。在傳統的認識論文論那里，相對於內容而處於「外在」的那些形式因素，在形式論符號詩學中卻成為「文學的內部規律」，把文學研究變成了一種廣義的「語法研究」，變成了文學符號的「符形學」，明喻、暗喻、隱喻、轉喻、象征、詞語等等，是其操作的基本術語。

「文學性」、「陌生化」是形式論符號詩學中兩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文學符號「能指中心論」的兩個具體展開。雅各布森之「文學性」，被今日漢語學界廣泛誤讀，它絕不是一個哲學的、心理學的和美學的概念，而是一個在語言學、符號學層面上運作的詩學範疇。換言之，他是從語言學、符號學的位置進入文學性問題的。在雅各布森看來，「文學性就在文學語言的聯系與構造之中」。[11]落實到詩歌中，文學性就是詩性，詩性便是具有獨立價值的詞語的顯現，「詩的功能在於指出符號與指稱不能合一」，[12]體現為「它主導的一種文字信息」。[13]在雅各布森著名的符指過程六因素，即在「發送者」、「對象」、「文本」、「媒介」、「符碼」和「接收者」中，他明確指出，當其符號側重於「文本」本身時，就會出現「詩性」。顯然，「詩性」，也是「文學性」的關鍵，取決於「文本本身的品質」。[14]概言之，符號文本的形式，乃文學性之所在。如果將雅各布森在《現代俄羅斯詩歌》中的兩種說法互參，這個問題會更加清楚。一種說法是：「文學的科學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亦即使該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那種東西」；[15]另一種說法是：「如果文學這個學科要成其為科學，它必須承認『手法』是自己唯一的『主角』」。[16]「手法」也就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那個東西：文學性即「形式性」。

[⑥] 到後來卡西爾-朗格符號體系里邊，才明確提出「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文學屬於藝術，當然也是在創造「符號形式」。參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第5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⑦] 4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載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49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⑧] 「材料」問題，在思斯特·卡西爾的《人論》，蘇珊·朗格的《情感與形式》、《藝術問題》等中有進一步論述。

[⑨] 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論》，維諾格拉多夫在《詩歌語言的理論結構》，日爾蒙斯基在《詩學的任務》、特尼亞諾夫在《文學事實》、《風格學的自述體敘事問題》、《作為演說體裁的頌歌》等文中，都對「純粹的形式」的特征、重要性，以及與「內容、材料」的關係、區分進行了論述。請見紮娜·明茨等編、王薇生譯的《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⑩] 5佛克馬、易布思：《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林書武等譯，第2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11]6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49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12] 轉引自趙毅衡：《文學符號學》，第106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

[13] 轉引自《文藝理論研究》，第93頁，1992年第2期。

[14]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第179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5] 雅各布森：《現代俄羅斯詩歌》，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45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16] 雅各布森：《現代俄羅斯詩歌》，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72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唐小林  來源：《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