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如果與我所詮釋的意義相近，北方文學者，用輕視忽視的態度，聽任海派習氣存在發展，就實在是北方文學者一宗罪過。這種輕視與忽視態度，便是他們應得的報應，時間一久，他們便會明白，獨善其身的風度，不但難於糾正惡習，且行將為惡勢力所毀滅，凡誠實努力於文學一般的研究與文學創作者，且皆曾為海派風氣從種種不正派方法上，將每個人皆扮成為小丑的。

且照我所謂海派惡劣品質說來，杜衡君雖住在上海，並不缺少成為海派作家的機會，但事實明明白白，他就不會成為海派的。不止杜衡君如此。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大多數正在從事於文學創作雜誌編纂人（除吃官飯的作家在外），他們既或在上海生長，且毫無一個機會能夠有一天日子同上海離開，他們也仍然不會被人誤認為海派的。

關於海派風氣的糾正與消除，因為距離較近，接觸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較之北方作家認識必更清楚，且更容易與之利害衝突，上海方面作家，應盡力與可盡力處，也必較之北方作家責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這種事實，我卻希望他已明白這種事實。他不宜於擔心別人誤認他是海派，卻應當同許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樣，來將刊物注意消滅海派惡習的工作。

杜衡君，宜於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風氣，並不獨存在於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經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養這種“人才”與“風氣”。雖還不至於如上海那麼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夠受了。在南方，所謂海派呱呱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賣弄行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恥感覺，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則正流行著旁人對於作家糅合了好意與惡意的造謠，技巧古樸的自贊，以及上海文壇消息的抄襲。作者本人雖多以為在作品本題下，見著自己名字，便已覺得不幸，此外若在什麼消息上，還來著自己名字，真十分無聊。然而由於讀者已受了得派風氣的陶冶，對於這人作品有所認識的，便歡喜注意這作者本人的一切。結果在作者方面，則憑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機會，且對於陌生的會晤總懷了恐懼。

在讀者方面，則每日多讀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種人，卻又開了一條財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於友仇的譽毀，這類文章原是不求自來的。但在北方，願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實在太少了，因此出於拜訪者大學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來了。這種消息惡意的使人感覺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憐，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覺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個文學刊物在中國應當如一個學校，給讀者的應是社會所必需的東西，所謂必需東西雖很多方面，為什麼卻偏讓讀者來對於幾個人的起居言談發生特殊興味？一個編輯，不將稿費支配到一些對於這個民族毀滅有所感覺而尋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卻只花錢來征求屬於一個人的記載，這種糟蹋讀者的責任，實在是應當由報紙編輯人來擔負的。若干刊物的編者，現在是正認為從這種篇幅上，得到若干讀者，且希望從這方面增加讀者的。這種風氣的擴大，我認為實在是讀者與作者兩方面的不幸。

北方讀者近來喜歡讀點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從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偽記錄上，決定對於這作者的愛憎，可以說是這種惡習發展當然的結果。

從南方說，幾個稍稍露面的對於未來有所憧憬在沈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種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種謠言中受迫害嗎？

妨害新文學健康發展，使文學本身軟弱無力，使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文學失去它必需的認識，且常歪曲文學的意義，又使若干正擬從事於文學的青年，不知務實努力，以為名士可慕，不努力寫作卻先去做作家，便都是這種海派風氣的作祟。

掃蕩這種海派的壞影響，一面固需作者的誠實和樸質，從自己作品上立下一個較高標準，同時一面也就應當在各種嚴厲批評中，指出錯誤的、不適宜繼續存在的現象。這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還更需要人。糾正一部分讀者的意識，並不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但我們對於一切惡習的容忍，則實在可以使我們一切努力，某一時全部將在習氣下毀去！

我們不宜於用私生活提倡讀者去對一個作者過分的重視，卻應用作品要求讀者對於這個社會現狀的認識。一個無所謂的編者，也許想借用海派方法，對於一般誠實努力的作家，給他個冷不防的糟蹋，我們對他沒有什麼話說。至於一個本意在報告些文壇消息，對於中國新的文學運動懷了好意的編者，我們希望這種編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莫因為太關心到讀者一時節的嗜好，失去他們作為文學編輯的責任。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