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方法論上探索超越西方民族學　　

其一，在方法論上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即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中那些能夠彌補西方哲學中偏頗和不足之處的思想方法。其二，要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古典民族學、古典社會學遺產中的現代價值。其三，認真總結並汲取新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經驗、理論和智慧，推進民族學理論的創新。　　

在推進民族學理論創新中，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強調繼承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指導下的方法論，強調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現代價值？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民族學人類學界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危機，至今難以解決。

這就是後現代思潮對傳統的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詰難和批判，甚至是顛覆性否定。

一些持後現代觀點的人認為，每一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只是一個被自己個體化了的世界，面對一種文化和社會，任何人的理解都是個體化的，即主觀的。當人作為與客觀對立的主體時，任何個人的認知產物都充滿主觀性，客觀的認知永無可能。因此，他們認為，民族學人類學家們撰寫的民族誌實際上是由被調查者的主觀陳述和調查者的主觀建構混雜而成的雙重謊言，傳統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從參與觀察、訪談、記錄至寫作，就是一個一而再、再而三的扭曲事實的過程。假如事實果真如此，對於社會科學而言，無異於末世降臨。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危機？以西方哲學指導的民族學人類學方法論，實際上存在著哲學思想上先天的明顯缺陷。自古以來，中西哲學在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上有著明顯不同。西方哲學起源於古希臘，中國較早的哲學思想比較完整地體現在周代《易經》中。這兩種哲學都認為世界是二元的，對於人和世界來說，也分為主觀和客觀二元。中國人認為，世界的二元是互相依存的，人與世界是“天人合一”的。

中國的“道”“太極”就是“主客一體”的一個整體。儒家、道家的自然觀和世界觀都是“萬物一體”。西方的二元論則是天人互相分離的，互相對立的。人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是對立的，即“心物二元”。到了近代，這種哲學將人類單向地對客觀世界的探討和順應稱為“理性主義”。主張知識的追求者與其要認知的客觀對象必須做主客的劃分，認知的客體是人類單向了解的客觀世界，並相信有絕對的客觀真理存在於客觀世界。即認為人心、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人只有單向地去了解客觀世界才是理性的，才可能認識真理和世界的規律。時至今日，這種“唯理性”思維對當今科技的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和作用。　　

到了20世紀初，在這種方法論推動下，在自然科學追求客觀性的理想大獲全勝的鼓舞下，西方學界把自然科學方法廣泛地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中，追求方法論層面的「客觀性」「科學性」。單純套用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的「客觀」方法對人類社會所做的研究，其結果很多被證明是不夠科學、不夠真實和不夠客觀的。面對質疑和否定，一些被稱為後現代主義民族學（反思人類學）的學者提出了挽救民族學的所謂「詮釋民族學」或「闡釋民族學」，主張民族學的研究只能對各種微觀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細致的描述、翻譯和具體的注釋，不可能進行普世意義的歸納。即只能從內部理解和描述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而不能從外部對其進行價值判斷和意義總結。也就是只能認識單獨的個別現象，無法總結普世的意義、規律和理論。他們否認人性的共性，否認人在類似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會有類似的面貌。由此，從詮釋民族學又發展為文化相對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的民族學，反對普遍真理和規律的存在。這種說法一方面矮化了民族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仍然沒有走出西方哲學主客二元對立、主客分離的方法論窠臼。　　

（楊聖敏《民族學研究如何參與文化強國建設》2021-04-22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