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建文朝政治運作的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各項改革政策的意義，以及這些政策與靖難之役的關係。這些問題由於關係到明代在永樂朝以後的歷史轉向，而在史實架構已大致重建起來的基礎上，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目前學者多認為建文帝的改革確有其必要性，而成祖對其「變亂舊制」的指控，不過只是興兵的藉口。如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一文首先強調了建文朝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以談遷（1593-1627）《國榷》一書為中心，結合《明史》、《明太宗實錄》等文本，檢視建文朝重要政策的施行及其目的。阪倉氏認為，建文帝的施政走向與其繼位後面臨的皇權危機密切相關，對此類危機的意識使他無法只是依循洪武朝的體制，而必須以確立其「政權基盤」為目的展開改革。建文帝削藩亦非對太祖諸王分封制的否定，而是為應對諸王威脅、確保自身政權方採取的措施。至於官制改革，雖然確有「復古」的成分，卻也蘊含因應當時社會狀況的立意。21

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樂「繼統」〉由藩封、刑法、田賦、官制四方面對比建文與永樂時政，突顯建文改制的必要性，強調建文新政是為修正太祖舊制中的諸多矛盾與弊病。該文亦談到新政中的政治理想，和成為靖難戰時建文政權敗因之一的負面影響──文武之爭，對靖難戰爭對明代造成的諸多後患也有論述。22朱鴻〈明惠帝的用人與政策〉則是較為特別的一篇，該文透過檢視建文統治時期的施政內容，對燕王批評建文帝違反祖訓之論提出質疑， 認為其施政並非真如燕王所言，有擅改祖制之處，部分措施甚至在洪武年間便已獲得太祖的肯定，而「洪武」到「建文」的統治原本將終結國初重武之風，使明帝國正式邁入文治時代，以實現太祖理想中的「法周」政治，卻因成祖透過靖難之役奪位而中斷。23而 1988 年出版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中，負責撰寫建文至宣德朝政章節的陳學霖，對建文朝歷史的敘述已相當全面，建文帝繼位的背景、在位期間的政治改革、靖難戰爭的過程、民間相關傳說的形成、南明政權對其地位的恢復等層面都有論及，在永樂朝的段落也提到成祖對建文朝歷史的竄改，不過很大程度上仍是延續王崇武的研究。在陳氏看來，建文帝的施政實大大背離太祖的安排，雖非永樂政權所聲稱的「任意變更」，而是企圖強化文官政治、削減武將和宗室權力的改革，但仍給予燕王起兵的口實；而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因改革而掌握朝中大權的重臣，對靖難戰爭的爆發也負有責任。24同樣出於對燕王指控建文帝

20  吳緝華，〈明代建文帝在傳統皇位上的問題〉，《大陸雜誌》，第 19 卷第 1 冊（1959），頁 14-17。本文後來也收入作者於 1971 年自行出版的《明代制度史論叢》一書。

21  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人文論究》，第 27 期第 3、4 期（1978.3），頁 1-21。

22 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樂「繼統」〉，《中國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頁 36-49。

23 朱鴻，〈明惠帝的用人與政策〉，頁 67-91。

 「違反舊制」論述的質疑，日本學者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一書，則在反省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試圖藉著較以往更深入的考證，由基本的制度、數據等資訊切入，釐清靖難之役的根本性質。他認為建文朝削藩政策的背景與目的均只有一個，就是藉此除去燕王，而與藩王制度、藩王軍力等問題並無太大關聯；而燕王引用《皇明祖訓》指控建文帝違反舊制，多只是斷章取義，並蓄意曲解建文朝廷發佈的文告內容，再套上違反祖訓的說詞，以正當化自身的行為。可惜的是，該書整體而言雖思慮縝密、考據嚴謹，卻也無法避免因史料限制而導致某些論述上的空白；川越氏對削藩的見解，雖不同於傳統的論點， 對制度的觀察也較以往細緻，然其看法仍有將問題簡化之嫌，至於燕王刻意曲解祖訓及朝廷文告之說，基本上亦不脫王崇武等人當年的研究成果。

晚近的研究，則逐漸脫離以政治史為主的考證，轉向地方研究和史學史的層面，其中較熱門的兩大研究方向，一是對建文帝出亡遺蹤的探討，二是檢視建文朝相關史籍的書寫和修纂。如前所述，有關建文帝出亡的傳說、其行經路線和終老之所的討論，自明代中葉起便持續不斷，民國以後仍備受學者關注。早期研究偏向對此類傳聞的整理和考證，研究者雖多採信出亡說，但對史料的運用相對謹慎，面對眾說紛紜的文獻記載，也不會輕易斷言建文帝的終老之處。然而近年不少相關研究都著重於此，這些研究者未必受過專業史學訓練，也常忽略前人的成果，為支持一自論點，甚至可能刻意揀選特定史料，卻又對其缺乏鑑別，所引史籍、方志、族譜資料多為清代所出，受明中葉以降建文出亡傳說地方化的影響甚深，導致「建文行跡路線」中的各地都有相關傳說，討論起來當然莫衷一是。25

24  陳學霖，〈建文、永樂、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 年〉，收入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第四章，頁 178-298。

25 此類研究在近三十多年來產量驚人，但也有不少非學術性論文，作細部論述時往往缺乏證據，甚至可能存在錯誤的歷史認知。如管維良以永樂十二年（1422）胡濙带回建文帝不欲爭位的可靠消息後，成祖立即解除建文朝之禁、恢復建文遺臣田產，來證明成祖在不影響其即位與統治的前提下放過建文帝的可能性，但其論實無歷史根據，而僅是管氏自己的猜想，解建文朝之禁、恢復建文遺臣田產更非永樂時事。參見管維良，〈地方志是建文帝出亡的歷史見證〉，《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2 期，頁 82。至於建文蹤跡考察莫衷一是的情況，因相關論文甚多，在此僅舉數例：如束有春、嚴小強據地方志和民間記憶，認為建文帝長年生活在雲南；黃全安、蒙潘孫據明人遊記、方志，稱建文帝曾在廣西橫縣寶華山居住十五年；余云華據民間傳說、清代史籍、地方志和當地族譜，認為建文帝是在四川重慶終老，至於其他地區的建文帝出亡傳說，則是從重慶擴散出去的；楊淼林、楊尉據清人遊記、族譜、地方口述，認為建文帝最終卒於青海樂都瞿曇寺。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地方志和明清時人的遊記可為建文帝出亡路線及其生活、終老地點提供解答，殊不知此類文本呈現的未必是歷史事實，而往往是受相關傳說影響的地方記憶。族譜內容同樣可能受到此種地方記憶影響，華南學派在近十多年來對地方家譜的研究甚至指出，其內容也可能在地方家族嘗試取得某些資源或利益的情況下進行改動，甚至就是為了某些目的而修纂，故此類材料仍有其不可靠性。參見束有春、嚴小強，〈亦帝亦僧亦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明代建文帝的傳說及其歷史民俗〉，《東南文化》，1998 年第 3 期，頁 92-97；黃全安、蒙潘孫，〈明代建文帝駐足廣西橫縣寶華山有關史實考据〉，《廣西地方志》，2003 年第 6 期，頁 42-45；余云華，〈建文帝傳說圈及其重慶中心論〉，《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1 期（2009.1），頁 9-14；楊淼林、楊尉，〈建文帝圓寂青海樂都瞿曇寺考〉，《青海社會科學》，2010 年第 5 期（2010.9），頁 197-202。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