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感性方式，自然離不開人們在社會現實中的生活感受。詩之所以具有社會性和個人性相結合的特征，正是客觀與主觀相結合的精神產物。我們每每在詩人抒寫自身命運和人生感受的詩篇中，能夠讀出極具個人性特征而又富含社會性內容的佳句。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躺在時間的河流上/ 苦難的浪濤 /曾經幾次把我吞沒而又卷起”，我們讀到的是不同時代的偉大詩人對自身命運的感嘆和內心的呼喚，但是它也同時賦予了我們對自身人生經歷的審視和反思。這種精神上的共鳴，才是詩性力量的源泉。所以詩性的首要特征，即是它要能在感情上對讀者產生呼應。不能夠在感情上引起人們共鳴的文字方式，可能是別的意識形態，但不是詩。

詩的感性特征及其對人們感情上的呼應，不是一般的語言方式所能奏效的。平庸的語言表達只能是對詩的貶低和羞辱。所以詩人對語言的選擇和提煉，不僅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也是人們判斷一個詩人才智高低的重要標準。就中國的舊體詩而言，“推”與“敲”，“綠”與“過”之類的典故，充分顯示了這種煉字寓意的苦心。這種高度的濃縮的詩意，表明了詩人對語言文字的極度重視。其實，所謂的惜墨如金，還是由於詩性的突發性和瞬間性決定的。中國的舊體詩之所以定型在絕句、律詩、詞曲之類的詩性上，從根本上說，是因為詩性的瞬間突現是一種難以持續的內心感受和意緒飛揚所造成的。詩人的內心感受和意緒飛揚所產生的詩性，往往在瞬間突現時促使他盡量捕捉一些極其精煉準確的詞語來表達和表現它，所以才造就了中國舊體詩的詩體的濃縮。可是由於長期的“定型”，使許多本無詩性感受的人，僅僅得其形而失其質，才使得大量贗品成為“僵詩”。這正是我們應當從舊體詩的歷史沿襲中吸取的教訓，而現在我們一些人卻總是以舊體詩的“體”來衡量當下的現代詩，豈不是一種“買櫝還珠”的愚蠢行為嗎？

詩性的感受不是先於對“形式”的追求，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呈現這種感受，才有了對“形式”的建樹。如果“形式”成為對詩性感受的束縛，則必然要求打破這種束縛。所以胡適的“詩體大解放”正是適應這種要求的歷史呼應。至於聞一多及其後繼者對“現代格律體”的追求，作為豐富和完善現代詩的一個側面，不妨視為一種積極因素，但切忌將這種追求神聖化和模式化。因為詩性感受是無窮無盡難以預設的，而“形式”總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