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性」小說是在五四時期「人的主體性精神覺醒」的歷史語境中產生的，是對傳統小說中「人的意識」的整體性缺失的補合。「五四」時期張揚「人性」、「人道主義精神」，使「為人生」的自覺、積極的詩性意義，成為小說的基本主題，使文學對傳統形態下人性集體無意識進行自覺訴求。它實質上是潛伏在人意識深處的種種生命本能，憑借著一種新的言說方式獲得升華，從而完成人性的解放，其本質在於作家對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達。

綜上所述，對於「詩性」這樣一個具有豐瞻性的概念，我們不僅要從語言的詩化、節奏的整飭等文體層面去界定，更要從其反映生命的「內在精神」方面，對人的存在、人類的命運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探詢等本體論層面去詮釋。本文提出這一問題也就是意圖引入一種較為全面、深刻的理解思路，突破對「詩性」小說概念化、形式化的研究，溝通現當代小說的形式研究與人文研究，以此深入地解釋張承志作品藝術魅力常在的原因。這也有助於深化、提升「詩性」問題研究的對象，進而恢復「詩性」內涵的欲望、宗教、存在等意義。

在小說中采用詩歌的語言表現和散文的結構模式，用具有豐厚象征意蘊的意象營造一種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象征性場景，把濃烈的情感融入小說的敘事中，對生活中的人、事、物做詩化處理，從而使其小說成為「詩性」小說。他的小說作品，幾乎都是激蕩著生命熱情、蘊意深刻的詩篇。可以說，「詩性」小說不僅是他的一種創作追求，更是一種強烈的內心情感傾訴的需要。小說所蘊含的，是全人類在歷史進程中所噴發出來的、充滿犧牲精神的崇高詩情。


對張承志小說的「詩性」研究，早在其作品剛剛發表的8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興趣與追求。一直以來，評論界也有著較為持續而熱情的關注。但是，截至目前，筆者發現，對張承志「詩性」小說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體層面，更多的是將其作為「小說體詩」來研讀和分析，而沒有從小說「詩性」的內在精神、生命強力等文學本體論層面進行準確而深刻的探析，沒有用一種整合的思路從文體學、文學本體論兩個層面相結合來研究張承志小說的「詩性」特征及其內涵。因此，本文將從張承志小說的「詩性」外在表現特征及其對生命與人生的探尋兩個層面入手，堅持從形式向內在深度掘進，全面探究和認識他的小說創作的「詩性內涵與價值意義。」

（一）從文體層面看張承志小說的「詩性」

張承志的小說是「詩」的。他的創作有自己獨特的追求，「敘述語言連同整篇小說的發想、結構，應該是一個美的敘述。小說應當是一首音樂，小說應當是一幅畫，小說應當是一首詩，而且全部感受、目的、結構、音樂和圖畫，全部詩都要依仗語言的敘述來表達和表現，所以小說首先應當是一篇真正的美文。」［7］他的「詩性」小說作為小說與詩相結合的產物，在文體上打破了小說最基本的規範，呈現出一般小說所沒有的詩的外在特征。其在文體層面的詩性表述體現在詩的語言、詩的結構、詩的色彩三個方面。

1.詩的語言。對「詩性」小說來說，語言不僅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所履行的不僅是媒介的功能，它的某種審美的有序構成本身就是一種特定內容的揭示。對於「詩性」小說，我們首先從其語言中就能感受到詩的韻味。語言的詩化，正是「詩性」小說突出的文體特征。張承志對小說的語言高度重視，「我是一名從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兩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字作家。我是一名無法克制自己渴求創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練了自己的文字語言。」［8］

由於特殊的人生閱歷，張承志有幸領觸了皇城根文化、北方遊牧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等亞文化的恩澤，也由此而形成了他藝術創作中獨特的詩的語言風格。在張承志的「詩性」小說中，小說的語言不僅是載體、是形式，而且是內容、是本體。這種語言是經作者創作過的新鮮的、有活力的、有表現力的語言，而且富有豐厚的底蘊與深味。

（本文作者：蘇茜、馬斌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