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的小說《故鄉》《祝福》《傷逝》，郁達夫的《春風沈醉的晚上》，沈從文的《長河》《邊城》，到蕭紅的《呼蘭河傳》《生死場》等，構成了一幅壯觀的「詩性」小說場面。於是，在此背景下，小說的「詩性」問題便成為一個重要論題，研究者紛紛從不同視角來關注和論證小說的「詩性」特征及其內涵。

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從文體層面，即從詩的形式特征入手來認識「詩性」小說，他們主要關注小說外在形式特征的詩意與詩化，如語言的詩化、結構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營造、藝術思維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認為「詩性」小說就是將詩的某些文體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說的創作中來，將小說用詩和散文的筆法寫成，使其具有詩的意境和韻味，體現出小說與詩歌、散文的相互滲透。

這種僅停留於文體學層面對小說的「詩性」進行解讀，必將使其陷入概念歧義和片面化的誤區。如張箭飛的觀點頗具代表性，「詩化小說是現代小說的一種形式，即用詩歌的方式組織敘事，為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詩，削弱散文小說敘述結構的統一感和邏輯性，作者需要利用詩歌的特色手段，來替換或轉化散文性敘事的形式技巧———諸如強調關鍵詞語，有意重復某個意象，富有暗示意義的細節、節奏等」［3］。


我們應該認識到，「詩性」這一概念從外在形式到內在深度都具有豐富的內涵，涉及到了文學、美學、哲學、宗教等各方面內容。它「並不取決於華麗的語言，韻律的整飭層面，而詩主要體現在其反應生命的『內在深度』方面，對人的存在，人類的命運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探尋」［4］。

因此，在當前對小說的「詩性」問題研究時，不能僅僅從「詩性」小說與傳統小說的文本表層的外部特征進行區別與論證，而忽視對「詩性」內涵多元意義的解讀，忽視對「詩性」小說的文學「主體性」精神的關照，將「詩性」內涵的兩個層面分開解讀，使各定義間相對獨立或隔絕，特別是停留在文體形式層面只關注詩歌形式對文學的滲透，而忽略「詩性」本體論層面對人性、人生的探索。這最終會限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從而導致「詩性」概念的泛化和誤讀。

在文體學層面，「詩性」小說即對小說風格的詩化處理，指的是一篇小說作為完整的藝術世界所具有的詩的意境和情致。它與傳統小說在語言的運用、結構的設置、敘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畫等方面有著不同的追求目標和審美特征。

在語言上，與傳統小說相比，「詩性」小說作家將語言的詩化放在首要位置，語言具有明顯的本位地位，語言的風格構成「詩性」小說風格的基礎。其語言追求清新明麗，雋永含蓄及精煉自然，節奏感強，富有內在韻律，而且能構成抒情意象，使文章充滿詩情畫意和音樂美。

語言的「詩化」是「詩性」小說的最基本特征。在結構形態上，與傳統小說相比，「詩性」小說不再講究敘事的連貫性，情節的集中緊湊等特點，而采用了詩化、散文化的情調、情緒結構形態，不再講究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和嚴謹性，而是通過創造零碎的場景和強烈的主觀抒情來淡化敘事情節，使小說結構趨於散文化，作者往往將「一種主情主義的美學意識帶進小說當中」，以深層的內在意蘊將生活的片段、簡單的故事情節以及複雜的情感思緒貫穿起來，呈現出開放性、多元性，體現出「詩性」小說形散而神不散之美。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詩性」小說不同於傳統小說，它非常注重對人物的肖像描寫和語言描寫。在人物的肖像描寫上往往不求精細，而是簡單勾勒，甚至模糊不明。在人物的語言上也往往不求個性化，人物對話很少，甚至沒有對話，卻很重視對人物心理進行細致入微，感人至深的刻畫。在敘事方式上，傳統小說本來以敘述故事、刻畫人物為中心，而「詩性」小說卻以意境的創造為中心。豐富深厚的象征意蘊是「詩性」小說的又一突出特征。人物、事件、環境不過是用來渲染氣氛，烘托情感，寄托作者的某種心情。這樣人、情、景相互交融，構成詩的意境。從而與一般抒情小說區別開來。

在文學本體論層面，「詩性」是人性深層對人生本源性的追尋和共通性向往，是詩人在「失落於歷史之中，通過語言中介去尋訪表現詩意、信仰、愛、追求人生皈依等本體性問題，從而詩化人生」［5］。（本文作者：蘇茜、馬斌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