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在這個紀律嚴明的前提下，張棗才有可能在其想象中，摘取那枚得時之鮮桃；而在他筆下，也才可能有向外溢出的濃烈詩味——

 這是我鍾情的第十個月

 我的光陰嫁給了一個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來的鮮桃

 讓你清潔的牙齒也嚐一口，甜潤得

 讓你全身膨脹如感激……

 (張棗：《何人斯》)

二、禾，中和

 對於較早掌握農耕技術的中國古人來說(44)，在他們熱情參與而成就的萬物之中，禾幾乎是命中註定地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重要性，蓋因為「禾，嘉谷也」(45)，蓋因為它是填肚子的好東西，是能量的重要出源地，忠實而善意地對應著中國古人擅長消化膳食纖維的腸胃(46)。被味覺化漢語深度掌控的華夏先人很早就觀察到：有一種生於黃土的嘉谷，樂於依照「律歷疊相治也」(47)暗示的那種節律或節奏，「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48)。南唐學者徐鎧對「得時之中」有著頗為恰切的理解、極為精彩的解釋。他認為，二月剛中帶柔，有利於禾之生長：「二月陽氣雖盛，猶有陰氣存焉，微陰輔陽生長萬物。陰陽適和，猶臣輔君以德政行施，以養育天下。」八月柔中帶剛，有利於禾之成熟：「八月陰氣雖壯，猶有陽氣存焉，微陽助陰以成熟萬物。陰陽亦適和，猶君任臣以刑罰行義以斷，以化成天下。」(49)東方朔可謂言簡意賅：「孤貴者失和。」(50)正是在此基礎上，有人非常敏捷地給出了極為合理的結論：正因為「『陰不孤立，陽不獨存』，『中和而生，中和而成』，故『禾』得時之中和。」(51)唯有得時，才有如此這般和諧的景象被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百里西風禾黍香，鳴泉落竇谷登場。老牛粗了耕耘債，嚙草坡頭臥夕陽」(孔平仲：《禾熟》)。必須要承認：得時之禾有其品質優異的一面：它恪守諾言，甘心聽從誠的驅遣和安排(得時即誠)，甘願承受誠的灌註(承誠)；與此同時，得時之禾也有其幸運的一面：它不僅不與君子之誠有意錯開，更不同漢語的基本倫理迎面撲空。它不違時令而與人之誠、漢語之誠構成了榫卯關係，以至於「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52)而終得正味，終得成物(禾)。

禾被中國古人特意挑選出來充任得時之物的代表，或標本，自有深意存焉其間；禾集品質優異者、幸運者與能量的出源處於一體，被農耕中國視為優美之物，甚或完美之物，並不真的令人驚訝(53)。禾不僅得時(承誠)，還得時之中和；而得時之中和，則為「禾」帶來了新的喻義、新的語義：「『禾』字蘊含著『和』之適合與不剛不柔之意。」(54)就這樣，具象的田中之「禾」與抽象的觀念之「和」在冥冥中，建立起非形式邏輯層面上的聯系，既宿命，又無所逃遁於味覺化漢語的內在秉性與氣質(55)，與烏納穆諾所謂的「一個人發明了概念便遠離了現實」沒啥關係(56)。許慎認為：「和，相應也。從口，禾聲。」徐鍇之言特別值得信賴與尊重：「和，不剛不柔曰『龢』，言若宮商之龢聲，五味之龢羹以相濟也。禾者，五谷之龢氣也……太平之世，人含和氣，以食和轂，故於文口、禾為『和』。」(57)清人桂馥說得似乎更加干脆，因為桂氏直接承續了許慎對「禾」的原初性解說：「『禾』之言『和』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名之曰『禾』。」(58)戴震對味覺化漢語的言說方式有過精微的辨析：「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之名辨上之實。」(59)桂馥的「之言」，相當於戴震的「之謂」。很顯然，桂馥此處是在拿作為「上所稱」的土中之「禾」，去「解」處於「下」位的觀念之「和」(60)——於此之中，「禾」之為「和」的宿命性似乎(或者仿佛)得到了較為合理的解釋(61)。「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62)土中之「禾」得時而「發」(不早一分、不晚一秒)、承誠「而皆中節」(無所遺漏地承接誠的灌注)，因此，田中之「禾」有機會轉義為觀念之「和」。與說英語的奧登「靠耕耘一片詩田/把詛咒變成葡萄園」(奧登：《悼念葉芝》，穆旦譯)迥然有別，在味覺化漢語思想的整一氛圍內，凡得時、承誠之物皆為和，既無關於「耕耘」，也不關乎「詛咒」，更何況「葡萄園」表征的，根本不可能是和(但有可能是善)；和因「得時之中」而使萬物自性圓融，無不完滿，也莫不自洽。

(44)中國古人究竟如何過早掌握農耕技術，何炳棣從土壤的角度有極好的論證(參閱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97-166頁)；許倬云則從農耕技術的角度給出了上佳的闡釋(參閱許倬云：《漢代農業》，王勇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5)(48)(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第七卷。

(46)有考古證據表明，中國古人很早就掌握了種粟的技術，而粟的幼苗即為「禾」(參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科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223頁)。

(49)(57)徐鎧：《說文系傳·通論》。

(50)東方朔：《誡子書》。

(51)(54)陳元等：《論「和」之源考》，《中醫藥導報》2018年第17期。

(52)《春秋繁露·立元神》。

(53)禾之果實作為華夏民族的主食由來已久。考古學認為，古老的陶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烹飪谷物而發明的；陶器的歷史有多悠久，禾的歷史就有多悠久，並且會更悠久(參閱王仁湘：《飲食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0頁)。

(55)孫周興認為，漢語迄今為止無形式語法，故中國傳統文化中未形成歐式的形式化超越思維，也即未開展出歐洲哲學的「形式超越性」之維，因此，抽象與具象始終摻和在一起(參閱孫周興：《我們可以通過漢語做何種哲學》，《學術月刊》2018年第7期)。抽象之「和」因具象之「禾」的得時特性而源於「禾」似乎是自然而然之事。

(56)轉引自[美]卡特琳娜·克拉克、邁克爾·霍奎斯特：《米哈伊爾·巴赫金》，語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頁。

(58)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五經文字》。

(59)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中。

(60)但也可以用泛人類學思路來看待「禾」「和」之間的轉換。張法征引各種文獻後指出：「『禾』在時空中成長，不僅是自身的完整性，還包含了自身與天地人的互動，作物是在天地人中得以完成的，在看到顯處的禾時，一定要體悟其所在其中並與之互動的天地人之虛，因此，禾如是的存在，體現了虛實之和。作為農業生產中出現的農作物之禾，之所生發出和演進為一種觀念之和，正是在於中國古人從天地人的整體性中去看待禾的生成。並從中思考出一種宇宙性的觀念。因此，和的思想基本在於三點：第一，一事物(禾)與他事物(天地人)的關系。第二，這種關系具有虛實相生的性質。第三，以上兩種關系都處於理想的狀態。從而，一事物在關聯和虛實兩方面都以理想狀態運行，這就是和。」(張法：《「和」的觀念在中國遠古的起源和特點》，《甘肅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61)在詹森那里，隱喻是讓兩個不同領域在「看成」(seeing-as)或「想成」(conceiving-as)的認識活動中完成互動作用，以達成某種清澈的理解(Mark Johnson,The Body in the Min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70.)。很顯然，從「禾」到「和」的轉換跟這種隱喻沒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