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必然性中的大敘事，並不只是由時間演化造就的對未來的信念所活化，而是由內在兩股分裂——可能性的原則及不可能性的原則——所造就的。必然性的理解一方面是支配有可能會瓦解的學問，卻也同時是支配必然會再生產、其瓦解被無限期延遲的學問，這樣的分裂本身奠基在因果過程的時間與單純連續的時間兩者的劃分上。若真的是如此，那麼我們就可以清楚得知，無論是歷史必然的情節、或是其內在分裂都沒有在當下消失不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必然性（necessity）、可能性（possibility）與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之間的遊戲再佈署正在起作用。當馬克思主義敘事的終結被大肆宣揚，資本主義與國家支配就輕輕鬆鬆地接管了歷史必然性的原則。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唯一的可能性剩下服從於必然性以及對其的理解，這也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但相較於馬克思主義敘事，資本主義與國家支配所提供的這種方法不再是基於脫離，相反地，必然性在此所能允諾的幸福是一種「孤立的」可能性，他們預言的這種孤立的可能性則建立在既存規則的優化之上。歷史目的論被一種簡單的二選一所取代：若不是透過既有秩序的良好治理達到孤立的可能性，不然就是大崩解。

但單純的再生產本身就不再只是再生產了，它並不是當下直接了當的支配，相反地，它其實開展了對可能性的新脈拼（mapping），還有對共同時間（common time）及其要求的另一種情節設置（emplotment）。歷史必然性被重新命名為「全球化」，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種朝向終極目的的時間，這個終極目的不再是革命，而是全球自由市場的勝利，但這個勝利是有條件、且必須有所犧牲的。它不僅是關於市場消長的經驗校準，而是兩種時間之間的校準：一是理性時間，關乎資本主義生產及分配財富的全球進程；另一則是「經驗主義式的」（empirical）時間，指的是個體生活在事物「依次到來」的那種時間性，例如，工作的時間與支付的時間，或是工作的時間與退休、養老的時間。在全球化的情節當中，包含了一個呼應著舊名詞革命而生的次要情節，也就是由歐盟給出的改革：並不是讓經驗手段對立於革命象徵的抽象概念，而是提供了歷史必然性的另一種象徵，以及時間戰爭中新的情節設置。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時，就污名化那些安於過時社會形式與想法的工匠和小資產，藉此暗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社會主義未來對此的準備。在二十世紀結束之際，劇本被改寫了：幸福到來的條件是將繼承自過往的過時形式給摧毀掉，如勞基法、規範聘任、健保和養老系統、公共服務等等相關條件的法律。現在，那些阻礙前往未來之路的人變成是依然被卡在陳舊遺物當中的勞動者。為了施以懲戒，這種反抗時間順序的罪愆必須被重新命名。

這就是過往工人抗爭所贏得的社會成就是怎麼被重新命名成「特權份子」（privileges）的，而現在戰場上的眾矢之的則變成這些為了短時間的私利而放棄全體長期利益的自私特權份子。基於此，許多法國左派知識份子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論證支援右派政府，讓政府用來對抗這些過去的「特權」。對於歷史必然性的思考還在，但是第二件要思考的事則是，它不再導向革命的勝利，而是自由市場的勝利。（10月 2, 2019 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