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九章時，在詩性虛構的因果關聯與單純的事實連續之間做了對比，後者強調了「歷時」（historia）——或說編年史——的特性。現在，這個詩學上的階序制建立在社會的階序制上，而這個社會階序制是兩種生活時間、同時也是兩種人類階級間的對立：有一種人，他們的當下是處在事件可能到來的時間之中的——這樣的時間有自身的行動及結束，同時也是知與休閒的時間，簡而言之，就是那些「擁有時間的人」的時間，因此我們可以稱這種人為主動的人（active men）；另一種人，他們的當下處在事物僅僅依序發生的時間中，一種由生命的生產及再生產所限制及重複的時間，簡而言之，就是那些「沒有時間的人」的時間，這些人被說成被動（passive），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做事，而是因為他們消極地接受時間，無法享受行動本身的結果，或是作為生命中的間歇來享受休閒時間。如此一來，事件間在時間連結時的因果理性就被牢牢地與時間性的階序制分配綁定，這同時也就等於生活形式的分配。

因此，時間正義是一種雙重皺褶。有一種過程中的詩性正義，能讓主動的人由不知到知、因而由幸到不幸。但支持這種詩性正義可能性的另一種正義，則是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的主題，這樣的正義是由對時間、空間、活動及能力透過完善規劃的分配所構成，在關於城市建造最一開始的敘事中，這種正義也是首要條件：將那些沒有時間去做其他事、而他們的工作又不容絲毫怠慢的那些人留置在工坊的空間裡。6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所謂大敘事的運作邏輯以及這些大敘事在當下的存在形式，就必須重新演繹兩種時間的面向。事實上，現代的大敘事奠基在一種雙重的時間分配之中。一方面，它們將虛構的因果理性挪用到歷時連續之中，而這是亞里斯多德所反對的，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這種行為消去了時間的階序制，它們將事物依序發生的世界變成一個由因果關聯的律法所建構出來的世界。更有甚者，馬克思主義將人類事件間因果關聯的陣列放置在物質生活中例行生產的隱晦領域上，並且將下層的因果理性和上層「主動的人」華麗生活中的膚淺事件對立。同理，它在必然性與可能性之間、在必然性的知與正義的可能性之間也創造出一種新的連結形式。除了少數例外，悲劇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等同於「從幸到不幸」的轉變，悲劇英雄在最後所得知的，就是之所以造成不幸的那個錯誤起因。此外，歷史理性（historical rationality）也提出了新的敘事方式：從支配與剝削的不幸——或不正義——到因為熟知其法則因而獲得的某種幸——或正義。這種必然性的完善發展曾經生產出擺脫該法則的可能性。

歷史因而變成連接時間開展、知識生產與正義之可能性的虛構故事，如範本一般的虛構故事。歷史的演進自身產出了一種演化的科學，它可以啟動歷史的施動點，使之在必然性到可能性的轉化中扮演一個主動的角色。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敘事中，那些甫被歷史進程的理性所宣稱廢止的時間性差異，會很快地在非常核心之處重新出現，同時，為未來鋪路的歷史進程也會生產出新形式的差距與延遲。它不只是將某些階級扔回過去，使之成為未來的制動器；同時也在勞動時間的日常操演中，在觀看、思考與實踐的模式中，生產並再生產意識形態的面紗，將人們隔離在歷史力量的真實運動知識之外。因此，必然性生產著可能性，也再生產著不可能性，而歷史科學則必須完成這樣的雙重制約：立即成為未來可能性條件的科學，與其不可能性條件的科學。早先，時間性的階序制是兩種不同世界間的距離；現在則變成是在同一個世界中，兩種居住方式的距離。相同的歷史進程以兩種不同途徑發生：有些人——少數人——居住在科學的時間裡，也就是因果連結的時間；而另一些人——多數人——則活在不知的時間裡，屬於被動人（passive men）連續而重複的時間，讓他們永遠擺盪在對當下的貼合、對過去的鄉愁及自以為參與其中卻仍然不可能的未來之間。

6 法譯4：「一邊是時刻的串連，一邊是位置的階序」（21）

（10月 2, 2019 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