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 過去與現實、舊與新、收獲與失落等對照是以對照雙方同時存在為前提的, 如果在一個人的心里過去的分量極端超出現實的分量 , 甚至過去的形態完全掩蓋了現實的面目 , 懷舊是根本無從發生的 , 它也許反會演變成具有廣泛影響的革新的力量, 以政治和經濟領域的“ 暴力”作用對社會制度層面上的變遷施加影響 。

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伯林在分析 18 世紀中後期的反啟蒙思潮時就曾提到: “在 18 世紀下半葉 , 這種對非理性因素的強調, 不管它是否與特殊的宗教信仰有關 , 對個體、特殊性和不可觸知因素的價值的強調 , 以及求助於古老的歷史根源和悠久的習俗, 求助於未被機智的`理性人' 的智巧所敗壞的純樸而強健的農民的智慧 , 這些做法都有著強烈的保守和反動的意義”(伯林, 2002 :15 -16)。

由此可見, 雖然懷舊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但並非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懷舊所帶來的“甜蜜的憂傷感” 。懷舊由之生成的特定情境限定了懷舊主體必須是有過一定生活閱歷的人 : 或者是經歷過歲月的滄桑, 或者是承擔過背井離鄉的苦楚 , 或者是在現實生活中感到緊張和疲憊,或者是遭遇到理想的受挫與幻滅等等。天真無邪的兒童不可能懷舊,從未離家半步、一直在溫室中成長起來的人不可能懷舊 , 生活狀態始終如一且安於現狀的人也較少懷舊, 懷舊總是發生在那些成熟的、然而卻不乏焦慮感的成年人身上 。這大概可以證明懷舊不僅僅是人們轉向過去尋求逃避的無意識衝動 , 更是成年人的一種理性化的意識行為 , 是生命經驗的一種歷時比較, 是人類個體生命成熟時的精神衝動 。

最後 , 懷舊帶有審美體驗的性質, 這與我們對懷舊主體的情感體驗的定位有關。因為懷舊總是基於現實與往昔生活的對比而產生的 , 傾向於過去就意味著對現實不滿, 意味著在現實生活中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傷害” , 魯賓斯坦就認為, 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傷害, 比如嬰兒期和童年的分離 , 婦女時期必須重估過去的經驗和重新協調青春的失落和進步的關係, 以及成年以後由於語言的錯置而導致的文化的錯置或放逐。對此, 主體所能感受到的痛的程度往往與所經受的傷害程度有關 , 或者只是一種情緒上的失落或憂傷感 , 或者擴大發展成一種“文化悲痛” , 也即“一個個體對失去某種集體或共同聯系的東西的反應: 一種生活方式 , 一個文化家園, 與一個更大的文化集團相聯系的地方 , 相關歷史”(Rubenstein , 2001 :6)等等。

關鍵的是 , 無論懷舊主體要經受怎樣不同程度的傷害和痛感, 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篤信這種“傷害”只有在過去的修復下才能重新獲得完滿 , 殘損或被破壞了的個體生活也才能恢復健康的狀態 。這就導致懷舊作為一種心理體驗和文化體驗, 它所指向並始終受其引導和支配的是一種完滿的 、理想化的 、美的狀態 , 而懷舊行為本身在趨向這種完滿狀態的過程中, 又是建基於對現實痛感的有節制 、有限度的審美表現。

不僅如此, 懷舊作為一種精神活動或意識活動, 它對現實創傷的修復只能是以想像過去或構想完美的方式來完成 , 整個懷舊活動的展開必須以想像 、聯想、情感體驗或心理觀照等審美活動為奠基, 與平庸的 、凡俗的、瑣碎的現實生活相比 , 它帶有濃烈的詩意化傾向 ; 與真實發生的、面面俱到的現實生活相比 , 它又經過了主體的選擇和過濾 , 帶有虛構和創造的意味 。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盡管懷舊行為也包含了一定的反思意識, 但懷舊中的反思與理性的計算 、估量或統計無關 , 它也是在某種情緒 、感悟或心理體驗的過程中以審美的方式展開 , 從而實現對現實 、過去 、自我及他人的認識和理解 , 即便它在本質上屬於理性行為, 但它的運作方式卻是完全感性化的, 而恰恰是這種感性化的運作方式規定了懷舊的審美屬性。可以斷言,懷舊就是人類基於對現實痛感的彌補和調節而最終指向和諧統一的美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