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文化產業只是在20世紀下半葉才成為一個產業部門一樣，文化經濟學也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這一個有充滿矛盾的研究領域，以藝術為例：“一方面，藝術品幾乎沒有任何內在的經濟價值（除了材料花費及創作時間之外），它們時而擺出一副刻意反商業化的姿態，並經常被視為‘無價之寶’；另一方面，也許正因為沒有具體的價格，它們反而能創造出巨大的象征回報和商業回報。這一鮮明的矛盾曾使藝術品市場上的評論家們為之困惑了好多年。”[3]

直到1966年，才出現了這個領域的開山之作：鮑莫爾（William J.Baumol）與鮑恩（William G.Bowen）的《表演藝術：經濟困境》。1970年代，漢登(William S.Hendon)等人創建“文化經濟學會”（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conomics）並創辦《文化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文化經濟學研究才算走上軌道。這一時期正是經濟意義上的“文化產業”的興起時期。當時歐洲諸國擔心其音像產品無地與美國進口產品競爭，因此歐盟采取特殊政策限制非歐盟產品的播放時間，同時為歐盟生產者提供資助或其他刺激，以制作更多電影和電視節目來彌補差距。也就在這個時候，人們發現表演藝術、博物館等與文化產業所提供的大眾媒介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各種音樂聽眾日益傾向於購買錄音產品，現場表演藝術的信號通過電視重播，甚至還為廣播電視制作高質量的戲劇。總之，隨著大眾媒介技術的廣泛運用，文化產品實現大規模的傳播，使得傳統所說的高雅藝術與商業文化產品之間的邊界瓦解了。“文化”成為一種經濟產業。[4] 

對於這個學科的演變，有兩點必須注意。

第一，文化經濟學也可以向前追溯。自18世紀後期亞當·斯密奠定現代經濟學的基礎以來，就一直有經濟學家或明確或含蓄地探索經濟活動的文化語境。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羅賓斯（Lionel Robbins）、皮科克（Alan Peacock）、布勞格（Mark Blaug）、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希托夫斯基（Tibor Scitovosky）、博爾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討論過文化經濟的若干問題。

第二，雖然1970年代以來，文化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學領域一個受到認可和關注的分支，但“即使如此，不能說文化的思想已經更廣泛地激發了當代經濟學家的想像力，也不能說藝術與文化的經濟學已經被認為是現代政治經濟宏偉畫卷中的一種特別重要的元素。甚至經濟學界對於文化經濟學作為學科分支的承認似乎也有點勉強：在《經濟文獻雜誌》的學科分類中，文化經濟學被列為Z1，在字母排列上遠遠低於它相對於其他經濟學分本本可能擁有的地位。並且，到目前為止，能夠歸屬於《經濟文獻雜誌》相應類別中的研究成果數量還相當少。”[5]

第三，文化經濟學包括而不同於文化產業經濟研究。據英國文化經濟學者露絲·陶斯（Ruth Towse）的觀察，西方文化經濟學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文化經濟學的主流是藝術經濟學，主要關注表演藝術的經濟方面，代表性問題就是鮑莫爾提出的“成本病”。到了70年代，文化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博物館以及後來的遺產，其代表性問題是財政資助。到了80年代，文化經濟學的重心從高雅藝術轉向文化產業，代表性問題是定價等。到了90年代，美國經濟學會終於將文化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納入其旗下刊物的投稿目錄，但其名稱依然是“藝術經濟學”。[6]我們可以補充的是，21 世紀以來，因為文化已日益明顯地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組成部分，而全球市場的出現又導致當代經濟與文化更加尖銳的對抗，所以對經濟與文化的關系的學術興趣也持續高漲。

西方文化經濟學研究中比較有理論的是澳大利亞學者戴維·思羅斯比（David Throsby）於2001 年出版的《經濟學與文化》。該書把文化產業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載體”（supports），即傳播文化的物質、媒介、硬體（hardware）等，一是“內容”（Contents），即由載體所傳播的信息、軟體（software）等。戴維·思羅斯比認為，文化載體的生產領域比較接近於其他工業部門，完全可以用一般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進行。所謂文化經濟學或文化產業的經濟研究，主要是指對文化“內容”產業的經濟學。因為“內容”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物質商品，所以它才成為一個特別的研究領域或學科。

[3][美]諾亞·霍洛維茨：《交易的藝術——全球金融市場中的當代藝術品交易》（2011），張雅欣等譯，沈陽：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4]參見[英]露絲·陶斯：《文化經濟學》（2010），周正兵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5][美]戴維·索思羅比：《經濟學與文化》（2001），王誌標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2頁。

[6]參見周正兵：《文化經濟學家評傳之一：露絲·陶斯》，載[英]露絲·陶斯：《文化經濟學》（2010），周正兵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