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首先面臨的是經濟學與文化的關係問題。思羅斯比從價值理論、文化資本與可持續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價值是聯系經濟學與文化的基石，而存在於這兩個領域中的價值又是不同類型的。他首先區分作為私人物品的文化商品與作為公共物品的文化商品，前者至少可能具有一組市場價格，後者則沒有可以觀察的價格。但即使在市場結果中，價格也只是衡量私人文化商品經濟價值的一個存在缺陷的指標，這部分是因為用價格來測度任何經濟商品的價值都存在不足之處，部分是因為文化商品與服務具有獨特性。

然後，思思羅比把文化價值分析為審美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象征價值、真實價值，進而提出了映射法（mapping，對研究對象進行簡單的情景分析）、深度描述法（thick description，對文化物品、文化環境或文化過程等進行一種解釋性描述）、態度分析法（attitudinal analysis，運用包括社會調查、心理測量法等在內的各種技巧評估文化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價值）、內容分析法（cntent analsis，確定象征意義並將其精確地整理）和專家評估法(expert appraisal)共五種評估文化價值的方法。

思羅斯比自信：“通過盡力把它拆分為若干構成要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價值。可以說，並不需要怎麼費勁就可以把藝術物品之類的文化價值分解為審美價值、精神價值、社會價值、歷史價值、象征價值和真實價值等構成要素。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評估所有這些特征或標準：可能的度量工具包括映射法、深度描述法、態度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和由在適應領域訓練有素的專家進行評價和鑒定等各種類型的方法。這樣，或許有可能按照某種形式把這些獨立的評價進行匯總，或許仍然無法進行匯總。”[7]鑒於高文化價值可能與低經濟價值相聯系等現象，思羅斯比認為，經濟價值不能涵蓋文化價值，所以不能簡單地用經濟學中的價值理論分析文化商品的價值。從經濟學研究文化，至少有兩個方面。

如果把“文化”概念理解為廣義的由共同價值觀、信仰、傳統和生活方式等結合在一起的系統，這就提出了“經濟發展中的文化”這個議題。它包括三個論題。

1，經濟績效中的文化。文化可以在三個方向上影響群體的經濟產出。第一，文化也許可以通過改善群體的共同價值觀而影響經濟效率，這種價值觀決定了群體成員以怎樣的方式來從事經濟生產活動。第二，文化會影響公平——例如，可以向全社會灌輸關心他人的共同道德準則，由此鼓勵構建表達關懷的機制。第三，文化影響了甚至決定了群體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在小群體比如公司中，文化可能關心雇員及其工作環境，可能降低追逐利潤的目標和其他經濟目標的重要性；在社會層次上，文化價值觀可以充當宏觀經濟目標的標準，由此將“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社會區分開來。

2，第三世界發展中的文化。“發展”不只包括物質福利的進步，也包括了一系列社會指標的改變。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商品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已經被以人為本的人類發展戰略所取代。對於這種新的發展範式，思羅斯比指出，第一，這一範式不只包含單向的因果關系，更重要的是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如文化特征和社會理想對人均產出這樣傳統的經濟變量的影響，可能會因勞動生產率對價值觀變化的影響而被抵消。第二，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都是不斷變化的，因而各個變量之間的關係也是動態的。第三，沒有可以普遍化的發展模式，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社會、制度等差異決定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第四，人類發展是在各地進行的，是多元化而不是單一化是新發展範式的組成部分。第五，與多元化相伴隨的是文化自由，既包括各個社會選擇自己發展模式的集體自由，也包括構成自由社會核心理念的個人自由。

3，文化、發展與可持續性。文化的發展意義在於：為貧窮群體提供新的機會，使他們能夠依靠自身的文化知識和生產活動獲得收入，從而擺脫貧困。通過各個群體所擁有的不同社會背景、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和物質資源促進本地經濟發展。通過復興中心城區，保留具有社會意義的自然資產，創造出可持續的、大量的旅遊業收入，使現有的文化資產起到儲存收入和創造收入的作用。增加社會資本，特別是為窮人和邊緣群體提供平臺，使他們得以從事各種體現自尊、增加收益的活動。同時尊重多樣性，提高社會包容性，使他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為動態的知本社會（knowledge-based dynamic societies）提供多樣化的人力開發和能力培養策略。如支持本土的出版業、圖書館、博物館，尤其支持那些專為邊緣群體和兒童提供的服務。[8]研究“經濟發展中的文化”，主要是研究文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這一視角不可能形成量化的統計指標，而只能屬於有經驗和事實支持的理論判斷。

[7][美]戴維·思羅斯比：《經濟學與文化》（2001），王誌標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2頁。

[8]同上書，第68—77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