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時期”的第二個後果是“電影之愛”在理論中的全面退場。盡管電影理論在“麥茨時期”與電影批評分離，但麥茨不否認“迷影”的理論價值，主張采取迂回策略來滿足這種愛：“為了成為一個電影理論家，最理想的是人們不再愛它，然而人們還是愛它：太愛它了，就只能通過從另一個重點重新接納它，並且通過把它作為批評的目標而使人們把自己同它分開。”[10]德勒茲的理論則讓學者們對概念的迷戀超越了對影像自身的樂趣，讓“思辨之愛”取代了“電影之愛”。 

“分析之美”的消失和“電影之愛”的退場，必然導致“德勒茲時期”的第三個後果：電影理論在瞬息萬變的“美學處境”中變得愈發被動。與“巴贊時期”和“麥茨時期”相比，電影的美學處境在近三十年來再次發生巨大變化。電影不再是“運動影像”體系的“國王”，電影院也不再是“運動影像的教堂”，電影被卷入一個“影像的（偽）民主化”時期。自1980年代有線電視和錄像帶業興起之後，視聽復制和傳播技術突飛猛進，電影從公共空間被帶入到家庭空間。隨後的數碼技術進一步加劇了運動影像的傳播，DVD和互聯網引發影視傳播的革命，銀幕從過去的電影院到電視，再向各種移動終端播放器增生和變異，影像廣泛滲透進日常生活，甚至“影像之外，別無他物”[11]。在這個背景下，電影理論忽視了如下這個重大事實：電影的定義正不斷被影像時代的美學處境不斷修正，傳統理論所定義的“電影”之邊界已經消失，“影片”成為影像時代的“古典樣式”，在日益複雜的影像生態面前，電影漸漸流失其作為“Cinéma”的內在規定性。德勒茲雖然用“影像”切入電影理論，為運動影像的變化提供了更多闡釋可能，但在哲學與電影理論之間，缺乏協調電影之“易變性”（mutabilité）和“多義性”（polysémie）的美學環節，導致電影理論哲學語境中漸漸僵化而失去了彈性。

這就是朗西埃的電影美學出現時所面對的問題。2001年，朗西埃出版了《電影寓言》（La Fable cinématographique），2004年1月，該書獲得意大利Maurizio Grande批評獎，朗西埃發表了演講《電影的距離》[12]（Les Écarts du cinéma），這成為2011年他第二部電影著作的核心內容。這或許會成為新的電影理論事件，讓電影理論走出“困局”和“鄉愁”，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鑒於國內學界對朗西埃的評介並不充分，本文先簡要介紹一下他的思想經歷。 

二、朗西埃其人其作

 雅克·朗西埃1940年生於阿爾及爾，巴黎第八大學榮譽哲學教授，法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與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艾蒂安·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等思想家一樣，曾師從阿爾都塞。1960年代初，朗西埃加入了阿爾都塞在巴黎高師的研修班，並參與撰寫《閱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五月風暴”之後，他開始反思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出版了《阿爾都塞講稿》（La Leçon d’Althusser, 1974）。1975年到1981年，朗西埃與喬安·伯萊爾（Joan Borell）、阿萊特·法齊（Arlette Farge）、熱內維芙·弗萊絲（Geneviève Fraisse）等人創建了哲學雜誌《邏輯反叛》（Révoltes logiques），主要反思傳統社會的再現問題，同時準備他的博士論文《無產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1981）。在對早期工人運動和十九世紀的烏托邦思想的研究中，他把十八世紀末工人知識分子路易·加布里埃爾·古尼（Louis Gabriel Gauny）的文獻整理結集出版，從而分析了工人知識分子的話語形式。 

1980年末到1990年代初，朗西埃像許多新左翼思想家一樣轉向政治哲學。他對十九世紀教育家尤瑟夫·雅克托（Joseph Jacotot）的生平和思想進行了研究，寫了《無知的教師》（Le Maître ignorant, 1987），提出“智識平等”[13]（l’égalité des intelligences）和“智識解放”（émancipation intellectuelle）等觀念。1990年的《政治的邊界》（Aux Bords du politique, 1990）是朗西埃政治哲學的“宣言式”作品。他從“政治終結論”出發，重新界定“政治”的意涵和主題，認為傳統“政治”定義已隨民主和革命的形勢變化而完成了使命，必須返回“政治”概念的源頭重新界定“政治的邊界”。他提出“政治”有“陰性的政治”和“陽性的政治”[14]兩種含義，這是現代政治思想中存在固有悖論的原因，也是政治觀念沖突的核心問題。1995年，他在《異議：政治與哲學》（La M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中提出，政治真正的起點不是“共識”（consensus），而是“異議”（mésentente），直接針對新自由主義基於“共識”的民主政治觀念。朗西埃認為，“異議”並非“意見或利益之間的沖突”，而是“感性與其自身距離的呈現”[15]。2005年，他的《民主之恨》（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更直接參與對當下政治問題的討論，在美國和歐洲產生了強烈反響。（2012年發表於《文藝研究》第五期 ）


[10] 克里斯蒂安·麥茨，《想象的能指》，王誌敏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第13-14頁。

[11] 這是雅克·朗西埃在《影像的命運》的開篇提出的判斷，即影像無所不在，而如果“影像之外，別無他物”，則影像就失去了意義，這恰恰是影像的危機。參見Jacques Rancière, Le Destin des images, Paris: La Frabrique édition, 2003, p.9.

[12] 本書標題中的法語“Écarts”的原意為“偏差”、“差距”、“間距”，以及“躲閃”、“避讓”等含義，筆者綜合該詞在朗西埃語境中的各種含義，選擇了“距離”這個容易理解的譯法，特此說明。

[13] “Intelligence”在不同的語境中也可翻譯為“心智”、“理智”、“智能”、“智力”等，筆者此處根據朗西埃討論此問題的上下文翻譯為“智識”。

[14] 法語中“政治”（politique）一詞含有陰性和陽性兩個定義，通常來講，陰性的政治（la politique）指具體的政務，包括政治活動、政治手段和政治技術，是政治實踐的總稱，而陽性的政治（le Politique）的用法不多見，指包含國家和社會意涵的政治總體。朗西埃認為，“陽性的政治”包含兩個相反的異質過程：一個是“管治”過程，即治安（la police），一個是“解放”過程，即政務（la politique）。對“政治”一詞在西方政治哲學背景中的含義問題，可參考藍江的《政治性與政治：後原教旨主義的政治視野》，《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1月。
[15] Jacques Rancière, La Mésentente,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95, 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