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席耶於「景色時代」、康德美學與法國大革命的共振中，體現了一種人類面對自然「共通的共感」，不僅撼動感性層面，如純藝術的視覺愉悅，更「震動了想像品味的智性能力」；也可以說，「景色時代」推向一種文明翻轉：「這個革命不只是簡單關於國家法律還是藝術規範，更是關於感知經驗的各種形式。」

現代性矛盾：美學主義之問題意識

以人類面對自然的感知與思考出發，洪席耶提出「景色的政治性」，尤其在法國大革命的脈絡下，一方面，英國以「返自然」的幽雅景觀視野，面對法國「反自然」的優雅菁英美學，另一方面，英格蘭當時帶領潮流的自然庭園造景，卻也如同法國人工花園城堡，奠基於王公貴族富可敵國的資源，並交會知識菁英某種烏托邦美學，創造權力展演結晶。洪席耶即不諱言指出，正是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際，不僅法國王室絕美抽象的古典幾何美學，其背後結構動機受到根本懷疑，英國貴族建造的宛如伊甸園原始的自然庭園，也受到普羅人民的質問批判，因為菁英權貴在其中展演一種和諧秩序的永恆想像，正與大革命不斷破壞改革的永恆進步，兩者產生信念衝突，如此對於世界朝向秩序理性還是進步破壞的理想實踐，可說於政治史上，體現一種意識形態衝突，於思想史上，展現一種「現代性的矛盾」。

面對「現代性矛盾」，洪席耶提出一個西方哲學史上的重要案例：康德美學和其後的黑格爾（G. W. F. Hegel）美學，兩者之間的差異。相對於康德不斷尋求其當代藝術與自然如何連結共存，洪席耶觀察道：「黑格爾將英國景觀畫和德國浪漫主義者的自然，排除在藝術之外。」不同於康德特意將庭園美學置於純美術中的景觀類型章節，黑格爾不僅將庭園設計剔除出藝術之列，成為建築章節的一個可有可無的分支，更在鳳毛麟角提及庭園景觀之際，特意論述凡爾賽宮的花園，如何將「開敞的大自然」完美「置於嚴謹的秩序」之中。黑格爾美學對法式庭園之推崇至極，不見得是個人品味問題，而應是傳承某種西方古典哲學，面對混沌繁雜之自然，如何尋求對稱秩序、幾何構造的方法與意義。黑格爾似乎不僅繼承古典哲學以降的絕對理性主義，更努力將其發揚光大，成就一種精神征服自然的美學意識，這種可說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不但和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改造世界的技術主義共時共鳴，更在二十世紀以藝術改變現實的美學主義大鳴大放，如義大利未來主義結合法西斯政權的大起大落，或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提倡的改造現實美學。

對比黑格爾美學意圖以「精神征服自然」，康德美學更為著重「精神效法自然」。洪席耶特別留意康德如何將藝術分為「美」和「崇高」的初衷。若法式幾何花園創造一種抽象人工的「美」，英國景觀畫派或是德國浪漫主義則呈現一種面對壯闊自然的「崇高」。藝術可作為一種面對不可控制現實的感知表現，一方面個體於大自然中如滄海一栗，展現一種認知不可測的謙卑，另一方面，對洪席耶而言，康德美學更重要的是，人類更因為面對難以跨越的現實艱困而奮起，招喚不可見的「精神國度」。相對於某種美學主義試圖分割人工創作和自然現實，洪席耶在「景色時代」和康德美學共振中，望見了「美學革命之自然教導」，首先，自然作為大塊無為，與無目的性的藝術共享一種自由平等的開放視野，更進一步說，「自然作為無作品的藝術家」，以其自發自由，「去除極端界線」，藝術還是自然，藝術家或藝術品，純藝術和非藝術界線變得模糊不清，進而無關緊要，展現一種超越界線的精神性（或是政治性）。如此洪席耶提出的「美學革命」，我們或許可以延伸閱讀班雅明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若工業革命的機械複製讓藝術品「靈光消逝」，卻讓藝術的精神性，從宗教轉向政治。隨著攝影和電影的發明，機械複製捕捉自然社會現實，系統性模糊了純藝術和非藝術的界線；二十世紀美學衝突或許體現了現代性的進步矛盾－面對如「未來主義」追求人工快感之「政治美學化」，「不純藝術」如攝影和電影，如何以「藝術政治化」，展開純藝術和非藝術的越界，此衝突亦即展現一種征服自然或效法自然的數百年理念張力。

（本文作者Yo Chen 陳潔曜，北藝大電影碩士，巴黎第七大學電影研究博士，研究過程獲兩屆世安美學獎。創作曾獲文化部優良劇本、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劇本獎與自由文學獎，曾入選柏林影展電影新秀營。 現為獨立研究者、自由撰稿者、法文翻譯。（本站[任何引用]需提及研究者、譯者，敬請尊重獨立研究，感謝！原載：2020-06-13 https://vocu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