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有形成與有責任的公民意識的形成是同一個命題：它不但關乎恰當的儀式或藝術知識，也是新型主體的形成過程。福柯在論述現代國家時指出，國家權利的觀念要從“壓制”統治變為鼓勵民從積極為其“生產”中來，這就鼓勵新型政治主體，他們能夠將規範內在化而不是只受外部規範的控制。18世紀中期的德國美學和19世紀英國的文化觀念，都表明藝術成為社會卓越性策略的一部分，它作為現代政府的教育和文化策略的核心內容，也是個人自律為特征的政治策略的一個重要內容。

5、美學、知識、現代性。從夏夫茲伯里（The Earl of Shaftesbury）到康德，藝術的“非感性興趣”（即著名的“審美無利害關係”）的觀點不但關乎資產階級品味的建構與合法性的建立，也是廣泛的知識與生產系統重組的過程。在中世紀，知識與實踐緊密相關，但從文藝復興到康德，審美被認為是不同於道德也不同於客觀知識，美學成為人類理解世界的獨特模式，因而從過去多重性的“藝術門類”轉向具有統一性的“藝術”。這種“美的藝術”是新型主體感受世界的全新方法。“當英國‘市民人文主義’和康德都在試圖找到解決美感中生產自主性問題，從而找到能讓全社會都接受的衡量‘品味’的標準時，19、20世紀的‘美的藝術’則通過其多樣性的創造力，打破了每一種試圖建立一種傳統或者標準的努力。打破傳統，不僅指藝術在形式和內容上的跨界性，同時也是對美學領域本身界定的突破。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藝術進入生活中，用生活中最普通庸俗的方面來表現生活藝術的一面。”[9]

所以，“藝術”不是封建—貴族時代的殘餘，它與資本主義幾乎同時出現，它們都是分裂的現代性中所產生的一系列獨特的具有徹底改變社會趨勢的實踐活動。總之，“藝術”的出現與西方現代技術、媒體、市場、社會與政治密切相關，是新的社會主體創造自己的經驗模式、構建一種關於世界的特殊知識的一個方面，因此，自律的藝術並不能僅僅從其自身獲得理解，它是西方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建構。

既然“藝術”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是西方歷史的產物，“審美”話語是一種現代建構，它當然就不是永恒的。有“藝術”的出現，就有“藝術”的終結。這是一個可以追溯到黑格爾的理論傳統。

在《美學》中，黑格爾以其宏大的歷史感，在人類精神的發展歷程中敘述了藝術的命運。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但又是初級階段的顯現，理念的進一步發現，導致藝術讓位於宗教和哲學。黑格爾有兩個論證思路：

從藝術的發展歷程來說，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普遍理念是內容，感性形象是形式，這兩個方面的完全吻合只是一個理想，事實上只有不同程度的吻合。根據它們吻合的程度，藝術就分為三個時期或類型：象征藝術：物質表現形式壓倒精神內容；古典藝術：物質表現形式與精神內容契合無間；浪漫藝術：精神內容壓倒物質表現形式。就藝術的理想而言，和諧的古典藝術是最高的藝術；就理念的發展而言，浪漫藝術是藝術的最高類型。古典藝術完美地達到了理念與感性顯現、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所以是藝術唯一完善的類型。但由於浪漫藝術更清楚地把握住了它自己的真實本性，它體現的是精神發展的更高階段。當浪漫藝術離開並超越藝術的完善的類型時，它也就完全超出了藝術的界限，精神從此進入宗教領域藝術就此終結。

從藝術的各種門類來說，藝術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它是精神對物質預擬的勝利，理念滲透到物質之中並根據其意念來改變物質的形象。各門藝術的區別基於服務於表現理念的感性手段。正像藝術史的三大類型是從低級向高級、從象征到浪漫的邏輯過程一樣，各種門類的藝術也有一個類似的必然次序，它們同樣根據精神性的增長而表現出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從建築、雕塑、繪畫、音樂到詩（文學）的各門藝術與藝術史的三大類型的發展是一致的。詩是藝術的最高階段，在詩的最高階段戲劇中，精神的方面已完全從感性物質中解放出來，精神和物質的分離使作為理念的感性顯現的藝術自我取消了，詩既是一切藝術的解體也是向另一個更高的領域即宗教的過渡。[10]

[9][英]賈斯汀·奧康諾：《藝術與創意產業》，王斌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7頁。

[10]參見單世聯：《西方美學初步》第21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21-04-09 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