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急需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大家普遍意識到，貧窮不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的代名詞，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得益於改革開放，中國很快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挑戰者和敵人，如今到了拜登執政時期，美國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對其構成威脅的競爭者甚至是敵對者。物質方面，中國完全符合大國標準。在制度層面，我們也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國情特點的制度體系。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達到大國的標準，不僅要符合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更要在知識層面達到現代化的標準。

在知識層面，中國仍在砥礪前行，還沒有達到大國的地位。無論在學科建設還是在學術成果方面，我們還有巨大的發展和改善空間。下一步如何走？這是未來知識體系建設與知識強國建設不可避免的研究課題。中國不僅要成為學術大國，更要力爭成為思想大國。

經驗地看，不論是國內的學者還是在海外留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都可以在美國、歐洲頂尖的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屬於西方的命題，西方的命題加上副標題‘Evidence from China’，即所謂“西方的命題，中國的證據”。此種命題，歸根到底是屬於西方的命題，是針對西方問題所提出來的命題，和中國社會相關度很低，甚至沒有。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是普遍性的語言，即通用性語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是社會在前，科學在後，要先懂社會的實踐才用得上科學的理論。

再者，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缺少“軟實力”（soft power）。近年來，中國綜合實力發展迅速，網絡技術發展與媒體信息傳播能力方面，都在將中國推向科技強國。但中國的形象仍在國際社會中遭遇西方媒體的汙名化傳播，這是由於西方媒體背後帶有本國特色的知識體系作為“軟實力”的基礎，而中國相對而言只是媒介技術、信息傳播等“硬實力”的增長，背後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作為基礎。錢學森先生曽提出“錢學森之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改革開放促成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教育也進行了無數的改革和更新，但仍未培養出舉世矚目的大家。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扶貧實踐和知識之間的巨大鴻溝。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約有八億多人脫貧，黨的十八大以後，約1億多人脫貧，但是這樣的數據並未反應在我們的學術發展與知識體系建設中。埃絲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納吉兩位經濟學家因為研究扶貧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閱讀二位學者的書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學家與二位學者所研究的內容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在扶貧的巨大成就，沒有轉化成為知識體系。

因此，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要保證意識形態導向正確的前提下擴大研究眼界、充實研究領域，爭取構建起自主性完備的知識體系。建立起完備的知識體系，是學界專家的科研使命，也是黨和國家的要求。自主性的知識體系要求擁有原創性的知識結構，避免學術界“卡脖子”的現象。上世紀80年代後，中國大部分仍然應用西方技術，自主原創性的內容少而又少，現在進入科創時代，已實現從應用到原創的轉型。知識界也一樣，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科學力量的發展，中國亟需構建一套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