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恕誠:司空圖詩文相通論及其對柳宗元一篇序文的補說(下)

其以《感遇十二首》為代表的五言詩,抒寫被貶後的憂國傷時之情,深於比興,妙於寄托,沈郁蘊藉,為文學史上的名篇。除詩外,他的文賦也有很高成就。著名的《荔枝賦》被杜甫在《解悶十二首》中隱括成詩,可見他的賦確實通之於詩。又其《荊州謝上表》,抒寫懷抱忠貞,無辜被貶的心情,與其《感遇》情感相通,也足以印證司空圖所說的“ 五言沈郁,亦其文筆也” 。根據其針對張九齡予以申辯,可見司空圖的議論與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是相關聯的,雖未直接點出柳文,卻對柳文有所補說和辨正,所闡述的理論很重要,但下筆微婉,表面上似乎只是單方面陳述自己的意見。

關於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司空圖無疑是了解其背景和寫法的。他的這篇題跋,用筆微婉迂曲,跟能夠理解柳文的特殊背景,當有一定關係。柳宗元是為人作序,此種序文,一般總是要贊美對方的文才。且柳宗元為其文集作序的楊評事(名淩)是其父親柳鎮的朋友、妻子楊氏的叔父。此次寫作,更是” 奉公元兄命” ,即奉其岳父楊憑之命,因而格外需要推崇對方。序文說唐朝只有陳子昂詩文兼善,張說” 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 ;張九齡“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兼善是這樣困難,但楊評事卻是晚節” 遍悟文體,尤邃敘述” ,可以陪“陳公(子昂)之後” ,可見說文之難兼,原來是一種鋪墊,用意在子突出楊評事能夠兼美。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為人作碑銘、作序常用的以賓襯主之法。司空圖讀柳宗元文集為之題跋,知道柳宗元序文的背景和語境,當然不宜過分較真,只要能讓人避免對柳文產生誤解,即算達到目的,寫法則不妨含蓄一些。

《楊評事文集後序》還有一層值得思考和玩味,即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不免以具有宏觀的精鑒的眼光自矜,他看到前人有的詩文兼美,有的不能兼美,看到楊評事能” 遍悟文體” 等等,而柳宗元自己既寫詩又作文,並且在文壇上早已有名,其成就又如何呢?此處當然不便說及或點破,但其《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卻可供參悟,其中說他自己的創作: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柳宗元在這里交代他是” 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 ,繼承吸取的對象既有《書》、《春秋》、《易》之類,同時亦有《詩》、《騷》,可見他認為詩文之間是可以相通的,創作上是可以而且也必須多方面吸取。既然如此,則柳宗元之能夠” 遍悟文體” 、詩文兼善,也就不待言。司空圖沒有援引柳宗元在不同場合的言論作對照分析,而只是對《楊評事文集後序》所論及的詩文關係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觀點很明確,但由於表達上稍近含蓄,不免需要深入體會。除本文以上所述者外,我們還應該特別注意對於一般認為屬於散文家的韓愈和柳宗元,司空圖著重提出的是二家的詩歌,從其風貌特征通之於二家之文方面,給予準確描繪,高度評價,不僅推許其詩文兼善,且特地於文章結尾強調:” 無或偏說,以蓋其全工” ,意即不要以” 偏勝” 之說掩蓋了柳宗元等人實際上的” (詩文)全工” 。言外,當然也包括提醒人們對柳宗元在特定場合下所謂” 偏勝獨得” 之說,不要產生誤解④。


注釋:

①引文據《四部叢刊》本《司空表聖文集》卷二節錄。清編《全唐文》題作《題柳柳州文集後序》。

②參見錢謙益《錢注杜詩》卷十五《解悶十二首》第九首後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1年版,第529、530頁。

③參見《柳河東集》第十二卷《先君石表陰先友記》,第十三卷《亡妻弘農楊氏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015-04-06《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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