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體之間的關係問題，涉及面很廣。就作家而言，一人往往會兼有幾種文體的創作，這些創作的異同優劣，可以作為考究辨析文體關係的一種依據。唐代作家柳宗元、司空圖於此皆曾發表過意見。並且司空圖在對柳宗元詩與文均予高度評價的同時，對其關於文體關係的言論，則有所辨析補正。回顧這兩位作家的有關論述，對我們認識兩家的文學思想，深入研究詩與文等不同文體之間的關係很有意義。本文試予介紹。不妥之處，希專家指正。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云：

金之精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思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

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郁，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因題柳集之末，庶裨後之詮評者，無或偏說，以蓋其全工①。司空圖以金屬被鑄成不同樂器的發聲和力士持不同武器的格鬥，比喻作者用不同文體寫作，即” 文人之為詩” 和” 詩人之為文” 。認為：同一作家雖然所用文體不同，但都基於作者的素質而可見其精粗，可辨其格調，即具有某種統一性。他用” 驅駕氣勢” 等語評論韓愈詩歌，用” 深搜” 、” 深遠” 評論柳宗元詩歌，跟韓文給人的” 氣盛言宜” 、柳文給人的幽深旨遠的印象是一致的。顯然，在司空圖看來，韓、柳之詩，與其文相通，有其統一性。同時，他又用杜甫祭房琯文、李白佛寺碑贊，以及張九齡之詩文皆具有沈郁的特征，進一步說明作家為詩為文，格調往往通之於其人。

司空圖不僅從理論上，而且以具體作家作品證實了詩文之間的聯系和相通。但他為之題跋的《柳柳州集》中卻有一篇《楊評事文集後序》，序云：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彖）》《系》，《春秋》之筆削。……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茲二者，考其旨意，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術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聲稱於時……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湧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製作之所詣，以系於後。柳宗元這里所提出的” 文有二道” 與司空圖所說的” 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 可以相兼的理論，有無抵牾呢？司空圖既然為《柳柳州集》作題跋，不可能繞開文集中的這篇文章。並且，追究其題跋的動機，很可能即與這篇文章有關。他的題跋，既要在當時人們普遍推崇韓愈而對柳宗元的認識尚有不足的情況下，正確評價柳宗元，又不能不對柳宗元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有所補說分辨。究其實，柳宗元” 文有二道” 說，不過源於六朝時期的文筆之辨。由文筆的區別，推到二者難兼。但難得兼善，並不是說任何人都不可能兼，更不是說二者沒有任何聯系和相通之處。就連柳文本身也沒有將問題絕對化——” 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 ，所謂” 偏勝獨得” ，只是恒見常有的現象，而並非盡皆如此；” 兼者” 只是” 罕有” ，而並非沒有。否則，便不可能出現陳子昂了。對於詩文可以相通，司空圖除了在理論上予以說明，並舉出包括柳宗元自己在內的作家為證外，還進一步就柳文中所提到的張九齡作了申述：” 張曲江五言沈郁，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 雖只是點到為止，未曾展開。但張九齡在文壇的地位和成就，唐人是熟知的。作為開元時期的重臣和文壇盟主，他與張說都是繼陳子昂之後，在詩文革新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