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莎拉．貝克威爾16歲生日，她買了一本存在主義作家沙特1938年小說《嘔吐》送給自己，看後竟因為思索「存在」而輟學，在英格蘭小鎮過著巴黎文青那種日夜顛倒、醒了就去咖啡館高談闊論的生活，然後在閱讀、寫作之外也把戀愛、分手當咖啡品嚐，把整個世界當作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

回到學校之後，貝克威爾選擇了大學的歐陸哲學課程，也試圖加入存在主義家族，但終究不得其門而入。後來，她出版了《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將哲思融入人物的刻劃，而揚名國際文壇，也當上了牛津大學的創意寫作教授。仍然忘不了沙特和存在主義的莎拉，再次通過大量閱讀和思考，嘗試理解存在主義這家庭，她終於寫出了《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這本書，再次成功將哲思融入人物的刻劃，並讓抽象且拗口的概念多了讓人親近的故事脈絡，也讓一群思想家躍然紙上，彼此爭辯、針鋒相對，然後友誼變了調，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貝克威爾寫這本書，既是正式向那一群曾深刻影響自己的人致謝，也是一場重逢與告別。重逢的是存在主義思想，告別的是那一個涉世未深，但卻能因為思考人類的根本問題而激動不已的年輕的自己。

存在主義的緣起，可追溯到19世紀苦悶的小說家齊克果，但形成席捲全球的吸引年輕人的思潮，卻在20世紀中葉。我們稱這是現代存在主義。

莎拉．貝克威爾在《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這本書的開頭，寫大約1932至1933年之交的某時刻，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某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25歲，陪伴在側的是她27歲的男朋友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沙特和波娃這刻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的老同學、正在德國柏林念書的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阿宏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但這世界充滿著種種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既然如此，為甚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

現象學思想家說：「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對事物的詮譯，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盡可能確切描述它。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甚麼意思？他們建議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話說沙特聽了阿宏的敘述，突然一臉慘白。這一刻他看到了：現象學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40年後沙特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

沙特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卻像個小說家，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這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同其他萬物區別開來。

沙特提出對存在主義的界定：「存在先於本質」。它的意思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我，永遠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

沙特賦予存在主義這個令人著迷的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

1945年10月28日，他在巴黎舉行公開演講會。慕名到場的人多到陷入暴亂狀態，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這次演講和這本書，是現代存在主義崛起的標誌。

由這裏開始，莎拉‧貝克威爾陸續講到存在主義日後的發展故事。(一分鐘閱讀 -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