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是“詩人”，而不是“詩歌”，原因正如詩人雷武鈴說的，詩人是從發生學角度談技藝，詩歌評論家是從闡釋學角度談技藝；也就是說，這里關注的是“寫作”中的，而不是閱讀、批評中的技藝；雖然這兩者難以截然區分。還有一點是，“手藝”、“技藝”這些概念的使用，大多數情況下意思重合，不過，當我們說到“手藝”的時候，又暗含著一種古老的，與手相關的勞作，也聯系著“手藝人”、“匠人”的身份認定的含義。另外，這些材料限於上世紀的90年代，目的在於觀察那個時期詩歌寫作和詩人處境發生的變化。

（一）

印象里（由於閱讀有限，這個印象可能有誤），當代較早在詩（或詩論）中將詩歌寫作與“手藝”聯系在一起的是多多，1974年他寫了《手藝》這首詩。這首詩的誘因來自茨維塔耶娃（Marina Ivanovna Tsvetaeva，1892—1941年），副標題就是“和茨維塔耶娃”——這位女詩人1920年出版有名為《手藝》的詩集，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里有過介紹。多多《手藝》的意蘊和語言方式，直接來自茨維塔耶娃1913年20歲時寫的一首詩，準確地說，是來自張孟恢翻譯的愛倫堡《〈瑪琳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的引文。多多《手藝》本身雖然沒有直接觸及詩歌寫作的技藝，但是“手藝”這個詞的出現，在當代詩歌的環境里，還是有特殊意義。十年之後，多多延續了這個主題：

要是語言的製作來自廚房

內心就是臥室。他們說

內心要是臥室

妄想，就是臥室的主人

……

在臺灣上課時，曾經看電視的一個政治談話節目，“名嘴”告誡辯論的對方“不要將政治帶到廚房里去”。盡管多多擅長出其不意地溝通看起來毫不相關的經驗，不過，“語言的製作來自廚房”的說法也不純然是為了驚世駭俗。廚房里做菜是否比政治操作低俗姑且不論，其實寫詩與美食烹調也存在相通的地方。這個看法，相信至少會得到謝冕、焦桐、梁秉鈞、胡續冬這幾位詩人的首肯。這里既蘊含體驗、想像力，但是也包含不可忽略的“手藝”因素。

當代詩人不大願意將寫詩和手藝聯系起來，也相對忽略談論詩歌寫作的技藝的這種情況，根源於當代文學觀念重視的是文學（詩歌）的社會功能，而語言、技藝總被放在次要、附屬位置上有關。另外，內容、形式不可分的“整體論”，也無法留給技藝更大的關注空間。在時代氛圍和人文心性的制約下，那些關注技藝陶冶的詩人自傲，又往往心虛底氣不足。卞之琳先生80年代初出版他的書，命名為《雕蟲記歷》；自序中說：“我寫詩……規格本來不大，我偏又喜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升華，結果當然只能出產一些小玩藝兒。”

說起來，我們還是更親近浪漫主義詩學的“靈感”說，海子的這個表達更能讓我們親切、心安：

從荷爾德林我懂得，必須克服詩歌的世紀病——對於表象和修辭的熱愛。必須克服詩歌中對於修辭的追求、對於視覺和官能感覺的刺激，對於細節的瑣碎的描繪——這樣一些疾病的愛好。……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

延續閱讀：張　傑·懷揣手藝的人：工業何以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