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少數民族的多部史詩，被譽為“文化長城”的民族民間文藝十套集成誌書，還是現今列入國家規劃的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都是在國際上超群出眾，值得引以為豪的文化珍品。

而這些都是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和推動下，作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文化工程強勁實施所取得的。由於民間文藝“出身低微”，長時期受到上層封建文化的壓製和社會的輕視。

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洶湧，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和創辦《歌謠》周刊，才使得民間文藝學進入新興人文學科的殿堂，並且在新中國建立後獲得長足發展。但民間文藝學受到漠視的境遇並未完全改變，至今在高校的學科目錄中，它還沒有獲得獨立位置，而是在“社會學”的二級學科中，以“民俗學(含民間文學)”這樣的方式來處置，嚴重地影響了這門學科及民間文藝事業的發展，亟待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和解決。


現已有人建議在“藝術學”門類中，列入“民間文藝學”分支，或恢復上世紀80年代學科設置中，將“民間文學”同“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並列的體制，筆者以為都是可取的。

由於民間口頭文學及其采錄研究活動在世界各國具有普同性，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從五四時期發端之日起，就深受日本、蘇聯和歐美學界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以同國際接軌為前進趨向，其間有利有弊。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經濟文化大潮洶湧澎湃向前的今天，深入體察中國各民族創造傳承的民間文學的特質和百年來中國幾代學人奮力耕耘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求好運”故事類型研究三十年追蹤

筆者長期追蹤研究“求好運”故事屬AT461類型。筆者從1979年刊於《民間文學》雜誌的《一組民間童話的比較研究》開始，直至2012年在《光明日報》發文討論，先後公開發表了七八篇學術文章，已有30餘年歷史。2016年，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將筆者30余載研究“求好運”故事匯集的中外學術論文和故事異文集《一個蘊含史詩魅力的中國民間故事》列入“東方文化集成”叢書出版，篇幅達60多萬字，為學界所關注。

此書已有多篇書評刊出，特別是人民日報社主辦的《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龔新葉遠程專訪，寫成《追故事的人》，尤為引人注目。經多年的研究，筆者認為，“求好運”故事“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現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由屈從命運到逐步主宰自己命運的心路歷程。在世界民間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種樣式的單篇異文，並不特別耀人眼目；可是當把它作為一個覆蓋地球上多數居民的故事圈來考察，就顯露出史詩般的宏偉特征”了。


搜求中國故事異文200多篇(全文索引約80篇)，把它們聯結成為一個口頭敘事作品整體來看，再聯系中國大地為“求好運”而湧動的民工潮，來深入體察它的文化意蘊，其史詩魅力與詩學價值得到顯著昭彰。關於“求好運”故事研究的大致情形，學界多從故事起源、流變、類型及文化內涵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筆者在此擬著重就這類以神奇幻想為突出標誌，慣常被稱為“民間童話”的敘事體裁的研究方法進行討論，以求對提高中國故事學的詩學水平有所裨益。這一論題可從李麗丹的評論文章《劉守華與“故事詩學”評說——以AT461型故事研究為中心》說起。

她認為，“AT461型故事之研究方法的不斷發展，也代表了中國故事學的文本研究歷經‘個案·對話·整體·詩學’的多重建構，逐漸形成故事詩學的研究範式”。

在這篇文章中，李麗丹多次引述劉錫誠先生的相關評說，特別強調以筆者為代表的中國民間故事研究，“具有的‘故事詩學’的特征”，認為“民間文學是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精神的體現，對民間文學進行詩學研究，應該是最基礎也最重要的”；肯定筆者的研究方法“逐漸從單一到多元綜合，不僅打破了對民間故事學的文藝學研究，也打破了西方來源和背景的類型學研究，在多重文化縱橫交錯的歷史背景上審視中國民間故事的構成演進，揭示各族民間故事豐厚的文化內涵與多姿多彩的藝術特色，從而以自己獨有而深入的學術成就，推進了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本文載於《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05期 / 愛思想 20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