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無意就此問題泛泛而論，只想談談近期閱讀劉錫誠先生《雙重的文學——民間文學+作家文學》的一點感想，具體即著作所引毛澤東1940年，就如何估價舊中國鄉村文化寫給周揚的一封信而生出的感想。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又被推舉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的周揚，既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又是中國文藝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堪稱中國民間文藝學的主帥。

劉錫誠撰寫的長文《周揚與我國民間文學事業》，對他組織領導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作了翔實而全面的回顧與評說。最引人注意的是，此文引錄了毛澤東1939年11月7日讀到周揚刊登在延安《中國文化》雜誌上的《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一文後所寫的一封信，信中既肯定周揚此文“寫得很好，必有大影響”，又對一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作了修改，進行討論。


毛澤東認為，周文“有把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混同，把現代中國的舊因素與新因素混同之嫌”，他特別強調指出：現在不宜於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所謂民主主義的內容，在中國，基本上即是農民鬥爭，即過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現在的反日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鬥爭。農民，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即是說，革命的，他們的經濟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觀念形態、風俗習慣之帶著濃厚的封建殘餘，只是農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

在當前，新中國恰恰只剩下了農村。毛澤東的這封信，直到2002年才被收入《毛澤東文藝論集》正式發表。劉錫誠說，“毛澤東給周揚的這封信，對於理解周揚這篇文章的一些觀點以及如何理解農民，都極為重要”；而作為標誌，周揚的這篇文章“完全改變了他本人，以及‘左聯’朋友們曾經的貶低和忽視民間文學的偏見，同時也為兩年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民間文藝的重視和提倡做了鋪墊”。


可見在中國，民間文藝學的興起，特別是上世紀40年代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重視和提倡民間文藝學之風漸入文學主潮，新中國建立後又作為國家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側面持續發展，是同共產黨人重視鄉村、重視農民的歷史創造作用分不開的。

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從西學東漸和少數學人對新學的探求來解釋。筆者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國民間文藝學百年歷程》為題撰文，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華文學刊《文化中國》刊出。

文章開頭寫道：行將結束的二十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風雷激蕩、翻天覆地的歷史時期。千百年來緊密伴隨民眾生活，真實記錄他們歷史足跡，直接書寫他們愛憎苦樂與夢想追求的民間口頭文學，也相應地倍受文化界的關注，終於構成為一門現代人文學科——民間文藝學，並獲得了長足發展。


從“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創辦《歌謠》周刊，到九十年代末規模宏大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陸續問世；從魯迅稱道眾多的民間故事講述人為“不識字的作家”，到毛澤東親自倡導采集民歌，向民間文藝學習以補益新文藝之創作；從《故事會》這樣的刊物每期發行幾百萬份，到一系列口頭文學家的口述作品專集紛紛問世，享譽全國並走向世界，等等，諸多事例構成百年中國文化史上別開生面的嶄新篇章。

筆者個人從上世紀50年代起，投身於民間文藝學園地耕耘不息，也是從新中國誕生後在洪湖師範學校就讀，被安排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搜求洪湖革命歌謠，由珍愛這一草根藝術的社會氛圍所吸引而以之為業的。

新中國誕生後，國家即組織成立了第一個半官方的群眾文藝社團——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作為推進全國民間文藝事業的核心部門持續至今，爾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文藝調查，民族民間文藝集成誌書的編纂，一直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等等，被譽為采錄研究民間文藝的幾個黃金季節接踵而至，所獲成果蔚為壯觀。（本文載於《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05期 / 愛思想 20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