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擬從故事詩學的角度，對“求好運”故事的認識，再作幾點必要的補充：其一，列入AT461型的這個“求好運”故事的研究，是筆者在美籍華人學者丁乃通教授的直接指導下完成的。丁乃通教授是芬蘭歷史地理學派中著名的中國故事研究家，曾以獨立編著《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而蜚聲國際學苑。他曾於1985年應邀前來華中師範大學講學，期間，他熱心鼓勵並手把手地指導筆者用芬蘭學派方法研究這個世界著名的巨大故事圈，引導筆者步入這個有著“千年故事，百年追蹤”宏大背景的故事學研究園地，使我眼界大開。可惜由於學力及條件的限製未能完全達到他的要求，但在借鑒歷史地理學派方法的同時也融入中國以歷史唯物論為主導的文藝學、美學方法即本文所講的故事詩學方法，對中國民間文藝學的新開拓還是有所裨益的。其二，《光明日報》“國學版”2012年刊發的《“求好運”故事解析》作為本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亮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搜求到200多篇故事異文，梳理它在中國故事海中的完整存活狀態；二是勾勒出它在中國以“做好事不問前程”和“問三不問四”為標誌的精美而獨特的敘事形態；三是聯系中華大地湧動的民工潮，把握到本故事的巨大生命力；四是聯系古代墨子“兼愛”學說，探求到本故事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已被聯合國大會所吸納，可以說又進一步豐富了這個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文化內涵。故事的主人公本來就被人們稱為“命運之子”，故事的核心母題就是去遠方尋求好運道，故日本學者稱之為“運命譚”。每一篇異文都包含著困擾大眾、妨礙人們生存的幾個難題，現已采錄成文的全球400多篇故事所提到的幾百個難題，大體不出自然災害的破壞、疾病的侵害以及貴族階級的欺壓等，實際上它們都延續至今，世界人民為求解這些難題而奮鬥的功業也生生不息。童話故事中的美滿結局不過是浪漫主義的虛構，可是貫穿其中的思想紅線——在互相救助中求好運卻震古爍今，撼動人心。再聯系到《墨子》講的“兼相愛，交相利”、“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求好運”故事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古典和民間智慧熔鑄而成的民間敘事經典之作。作為一個巨大故事圈來看，“求好運”故事無疑具有史詩般的藝術魅力；進一步審視，其深含的民間智慧和情感，竟然還有著可供世紀偉人們治國理政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借鑒價值，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驚奇和振奮！《一個蘊含史詩魅力的中國民間故事》出版後於2018年12月獲湖北省文聯頒發的湖北文藝評論二等獎。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陳崗龍教授在書評中指出：“劉守華教授的《一個蘊含史詩魅力的中國民間故事》正好用追蹤三十年研究的學術成果及豐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向讀者們展示了把世界連接起來的人類命運的神奇故事。”這一事例正是故事詩學愈益受到中外學人關注的生動佐證。筆者曾在“學術期刊與民俗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故事詩學方面的主題發言，《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在會議綜述中寫道：“‘故事詩學’的提出，並非單純就民間文藝學方法的開拓而言。民間故事是一種最為大眾化且富於魅力的口頭語言藝術，進行詩學解讀，有助於向大眾展示其優美動人的特質……有助於發掘其中華文明的優良基因。”（本文載於《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20年05期 / 愛思想 20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