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的規則是：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於壓迫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態度；當自己成了已成勢力之後，對於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態度。聰明的批評家自己不妨屬於已成勢力的一分子，但同時應有對於新興潮流的理解與承認。他的批評是印象的鑒賞，不是法理的判決，是詩人的而非學者的批評。文學固然可以成為科學的研究，但只是已往事實的綜合與分析，不能作為未來的無限發展的軌範。文藝上的激變不是破壞[文藝的法律，乃是增加條文。譬如無韻詩的提倡，似乎是破壞了“詩必須有韻”的法令，其實他只是改定了舊時狹隘的範圍，將他放大，以為“詩可以無韻”罷了。表示生命之顫動的文學，當然沒有不變的科律；歷代的文藝在他自己的時代都是一代的成就，在全體上只是一個過程。要問文藝到什麼程度是大成了，那猶如問文化怎樣是極頂一樣，都是不能回答的事，因為進化是沒有止境的。許多人錯把全體的一過程認作永久的完成，所以才有那些無聊的爭執，其實只是自擾。何不將這白費的力氣去做正當的事，走自己的路程呢。

近來有一群守舊的新學者，常拿了新文學家的“發揮個性，注重創作”的話做擋牌， (編註：學衡派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學衡》雜誌,主要撰稿者吳宓、胡先等。)言以為他們不應該“對於文言者仇視之”；這意思似乎和我所說的寬容有點相像，但其實是全不相干的。寬容者對於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為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的勢力所能干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正如壯年人的聽任青年的活動。其重要的根據，在於活動變化是生命的本質，無論流派怎麼不同，但其發展個性，注重創造，同是人生的文學的方向，現象上或是反抗，在全體上實是繼續，所以應該寬容，聽其自由發育。若是“為文言”或擬古（無論擬古典或擬傳奇派）的人們，既然不是新興的更進一步的流派，當然不在寬容之列。——這句話或者有點語病，當然不是說可以“仇視之”，不過說用不著人家的寬容罷了。他們遵守過去的權威的人，背後得有大多數人的擁護，還怕誰去迫害他們呢。老實說，在中國現在文藝界上寬容舊派還不成為問題，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為勢力，應否忍受舊派的壓迫，卻是未可疏忽的一個問題。 （《自己的園地》）

在《自己的園地》一文中，對於人與藝術，作品與社會，尤有極好的見地。第一節談到文學創造，不以卑微而自棄，與當時思想界所提出的勞工神聖、人類平等原則相同，並以社會的寬廣無所不容為論。次一節則談為人生與為藝術兩種文藝觀的差別性何在，且認為人生派非功利而功利自見，引“種花”作例： 

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這是要在先聲明的。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為——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小半由於沒有這樣的才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但我對於這個選擇並不後悔，並不慚愧地面的小與出產的薄弱而且似乎無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地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癡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 

有人說道：據你所說，那麼你所主張的文藝，一定是人生派的藝術了。泛稱人生派的藝術，我當然沒有什麼反對，但是普通所謂人生派，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對於這個我卻有一點意見。“為藝術而藝術”將藝術與人生分離，並且將人生附屬於藝術。至於如王爾德（編註：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為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於人生，將藝術當做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也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我以為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為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叫他怎能與人生分離？“為人生”——於人生有實利，當然也是藝術本有的一種作用，但並非唯一的職務。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卻又原來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為渾然的人生藝術便好了。“為藝術”派以個人為藝術的工匠，“為人生”派以藝術為人生的仆役。現在卻以個人為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即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即以為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我所說的薔薇、地丁的種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志在賣錢，真種花者以種花為其生活，一而花亦未嘗不美，未嘗於人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