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 應有盡有的國家

這樣的說法常常能聽到：盡管法國人居住在大陸上，而英國人居住在淫雨霏霏、荒僻寂寥的小島上，但一向超然物外的法國人比英國人更為落寞孤立、保守閉塞。簡而言之，由於一向對國際事務固執地漠不關心,法國人已成了一個最自私、自我中心主義最強的民族，而且是目前大多數事端的禍水。

我們必須追本溯源才能對這一切有個徹底的了解。地理環境與心態特征都深深紮根在任何一個民族之中。地理和心態密不可分，地理塑造了心態，心態也在改造著地理。丟開其中一個，孤立地去探討另一個，都是片面的做法。如果深入了解了地理和心態的本質，對大多數民族的特性我們都能夠理解。

正是由於這樣的事實，法國人才不斷地受到指責，在世界大戰期間他們才得到毫無保留的大肆的頌揚。因為，這個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是他們的美德與劣根的直接起因。他們處在大西洋與地中海之間優越的地理位置，能夠完全做到自給自足，於是，他們自以為是、自高自大的情緒也就產生了。如果宜人的氣候與美麗的風景在自家後院里就能夠享受得到，又何必到別國去尋求改變呢?如果從賞心悅目、滿眼青翠的古堡田園到遍地沙丘蒼松的神秘之鄉，或者從20世紀返回至12世紀，只需坐幾小時的火車就行了，那又何必去異國奔波，去學習陌生的語言，去熟悉不同的習慣和風俗呢? 如果菠菜能被炒成一道人人都喜歡吃的菜，如果同任何別的國家相比，自家的飲食起居和親朋故舊並不差，那又何必去忍受糟糕的食物和酸酒及北方農夫呆板、僵硬、俗不可耐的面孔，那又何必去為護照和支票而煩心呢?

當然，可憐的瑞士人一生所看見的除了山還是山，而可憐的荷蘭人，除了幾頭黑白花奶牛和一小塊平坦青翠的草地，也再無別的見識了。假如他們不常常去國外旅遊，一定會枯寂厭煩而死。對那種一邊放著美妙的音樂、一邊嚼著乏味的香腸三明治的鋪張的用餐習慣，德國人遲早也會厭倦的。而一生都吃空心面，這對意大利人也是不可能的。俄國人肯定也希望偶爾也能舒舒服服地吃一頓飯，而不必去排六個小時的長隊只為購買半磅人造黃油。

和這些人比起來，法國人真是太幸運了，過得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的生活。在法國，想要的東西唾手可得，所以，法國人會自問：“背井離鄉有這個必要嗎?”

你可以說法國人頑固、偏執，說法國人是錯的。我希望我能讚同你。但是，法國人在許多方面上的確是得天獨厚的，獨得上天之恩賜，獨享地理之福澤。

首先，溫帶氣候、熱帶氣候和介於二者之間的溫和氣候，這各種各樣的氣候條件法國人都擁有。法國擁有歐洲最高峰，四通八達的運河網遍布在它平坦的大地上，把法國各個工業中心連接在一起。一個法國人可以去阿爾卑斯山西側薩瓦的小村莊，他就可以在山坡上滑雪來把冬季消磨過去。如果他更喜歡的是遊泳而非滑雪，那麽，只要買一張車票，然後坐車去大西洋岸邊的比亞里茨或者去地中海之濱的戛納。如果他對人物有興趣，那麽，他只需坐在巴黎的和平咖啡店里，點上一杯加奶的咖啡，靜靜地恭候。或早或晚，那些曾成為世界報紙頭版人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會從這里經過。這些人物有那些已成為流亡者的君主和即將當上君主的流亡者，或者那些小提琴家和鋼琴家，或者那些前程遠大的男演員和紅得發紫的女演員，還有那些使水銀燈下的君主和普通老百姓入迷的舞蹈演員，親近他們的音容，看看他們的模樣，而且，他們的出現從未引起任何特別的關註，因為，在1500年之中天天都出現這樣的事情，縱然是一個國王、一個皇帝，甚至教皇本人，都不會比一個新生在校園里出現更為引人註目。

正是在這里，我們遭遇到了一個地緣政治的不解之謎。2000年前，這片飄著共和國三色旗(這面旗幟日夜飄揚著，法國人一旦扛起了一面三色旗幟，就永遠不會讓它飄落下去，除非歲月與風雨已把它磨損得無法辨認了)的土地，它的大部分處在大西洋與地中海之間的西歐平原之上，為什麽有一日，這里竟然發展成了一個世界上最集權的國家呢?個中原因顯然不帶有任何地理方面的因素。

一個地理學觀點認為，氣候與地理條件對人類的命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因素無疑是在發揮著這個作用，但絕對不是永遠的。情況有時竟然正好相反。摩爾人與西班牙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在瓜達爾基維爾河谷的上空，1200年的驕陽與1600年的陽光並無什麽區別，可是，1200年的太陽給這片花果樂園帶來了祝福，卻在1600年把詛咒的光芒射在了這里廢棄的水渠、漫天的雜草、干焦的荒野上。

瑞士有四個民族，他們說的是四種語言，但他們卻都能感受到一個大家庭的溫暖。盡管比利時只有兩個民族，可他們卻互相仇視，甚至把褻瀆對方軍人的墳墓當成了每個周末的消遣。冰島人踞守著一個彈丸之大的小島，他們的獨立與自治居然維持了一千多年了。同為島民，而愛爾蘭人至今仍不知“獨立”的滋味。世事往往是這樣的。不論機械、科學和各種標準化發展到何種田步，而一切事物中最不穩定、最不可靠的因素仍然是人類的本性，許許多多不可思議、不可預期的變化都是由人性所造就了，世界地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而法國的客觀情況正好能夠證明這一點。

從政治上來看，法國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可是，如果仔細觀察地圖，你就會註意到法國實際上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他們彼此背靠著背又相對獨立，東南方的是朝向地中海的羅訥河流域，西北方的是朝向大西洋的廣袤平原。

先看看羅訥河流域這個最古老的部分。羅訥河是一條不起眼的小河，它從瑞士發源，直至離開日內瓦奔向法國紡織工業中心里昂，才發揮出它的重要作用。羅訥河在里昂同發源於北方的索恩河匯合。索恩河的源頭與默茲河的源頭相距不遠，就像索恩河(與羅訥河一起)對南歐的興衰也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一樣，默茲河也與北歐歷史是密不可分的。羅訥河從源頭流入利翁灣時，其落差已達到了6000英尺，因此造就了大量的湍流，這不利於通航，現代化的汽船一直無法把這條大河徹底征服。

盡管這樣，由於古時的勞力———奴隸資源———是很廉價的，它還是為古腓尼基人和古希臘人提供了一條挺進歐洲腹地的便捷通道。如果船兒順流而下，則只需幾天的時間，而逆流而上的船兒必須由那些“古代伏爾加”纖夫(同那些俄國同行相比，他們的命運一點兒也不好)牽引。通過羅訥河河谷，那古老的地中海文明首次敲開了歐洲內陸的大門。奇怪的是，那一地區最早的商業據點馬賽(迄今仍是法國最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坐落在河口向東幾英里的地方(現今一條運河把它同羅訥河連接在一起)，而並未直接建在羅訥河河口。但馬賽並未選錯地理位置。早在公元前3世紀，馬賽就已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商貿中心，馬賽的錢幣當時就已流入了巴黎的周邊地區和奧地利的蒂羅爾。而且，馬賽還很快就變成了這一地區及其北部地區的首府。

馬賽這個城市後來遭遇了不幸。由於受到阿爾卑斯山蠻族的威脅，馬賽市民就邀請羅馬人過來援助。羅馬人當然就過來了，但按他們的一貫作風，就在馬賽留了下來。羅馬把羅訥河河口地區變成了自己的一個“行省”(provincia)，即普羅旺斯省(provence)。在歷史上，馬賽地區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無聲地證明了一個事實：不是腓尼基人和希臘人，而是羅馬人，認識到了這塊肥沃的三角洲的重要作用。

於是，一個最令人困惑的歷史與地理之謎又出現了：融合了希臘文明與羅馬文明的普羅旺斯，前有開闊的地中海，後靠北歐廣袤的中部大平原，擁有肥沃的土地和理想的氣候條件，具備了一切自然的優勢，命中註定能成為羅馬理所當然的繼承者，而且似乎能夠穩操勝券，可在這場競爭中卻成了失敗的一方。在愷撒與龐貝的爭斗之中，普羅旺斯是龐貝的支持者，最後，愷撒把這座城市摧毀了（龐貝，羅馬共和國後期政治家，將軍，前106一前48。公元前48年為愷撒所擊敗，逃亡至古埃及，卻遭古埃及人的突襲，遇害身亡———譯者註）。然而，這只不過是馬賽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罷了。不久，馬賽人又在這個地方做起了生意，還有科學、藝術、文學和禮儀，由於在羅馬已無處容身，他們就跨過利古里亞海，逃到了普羅旺斯，這里就變成了一個在蠻族層層包圍之下的文明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