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俗詩歌

如果你沒有多少文學才能卻又想——甚至是在今天——獲取某些歸於“詩歌”的特權與榮耀，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制造一個富於轟動性的色情的開頭，如：

一個陰蒂就是一種大腦

——愛莉絲·諾特利

格萊西艾拉不會操我的

——塔提亞娜·德拉·特萊拉

在索爾茲伯裏的海灘

我的雞巴被你的愛吞沒

——沃爾特·科爾蒂斯

等等等等。而如果你缺乏使上下文連貫一致的才能——傳統上這正是詩的特長，甚至是它惟一的特長——你可以按任何順序把各種名目列在一起並稱自己是一位“超現實主義者”：

巨大的血盆，月亮動詞曾在此沐浴

巨大的煮熟了的鳥賊，一個失去的星座的記憶

——伊萬·阿格萊斯

如果你把詩行寫得短一點，超現實主義的行為就更加容易了：

托馬斯言論的背後

超越冗長的現代慰藉

——湯姆·魏特雷

或者你可以設計一首一上來就沒法讀的詩，讓那些文盲見了肅然起敬：

Phantasmagonillaorgasmiasmacharismamama

diaphragmdiarrheacatarrhcatatoniccatastrophicmascara……

——CYN.佐爾科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詩來參加“全部說出”（Telling AN）晚會遊戲並希望大家有興趣：

我是一名女同性戀者

——簡·克勞森

或者，如果你嫌用過的色情概念都太大眾化了，你可以用一首“屁眼詩”（Asshole Poem）令你的讀者刮目相看：

現在大約是時候了

某人應該寫一首有關屁眼的詩……

——吉姆·霍爾姆斯

像這類惡俗詩人的最大心願就是成為某某團體或某某流派的成員：一個人搞沒多大意思，他們渴望有一些標簽、命名和分類加在他們身上。因此，在作者備註中像這樣的詩人據說都出生於“人馬座和白羊座尖角相會”的征兆中。

另一名這類“詩人一社團加入者”據說是“紐約‘語言社’的一位領銜人物”。還有些人非常自豪於披掛上“充滿激情的環境主義者”或“佛教動物權利活動家”的牌子，或成為“超巴洛克社團”的成員。一個“城市超現實主義者”是某某人的珍愛的命名，一個“紐約現實主義者”是另一個人珍愛的命名，而一個女人因“與舊金山的色情女權主義者有強烈的認同感”而感到驕傲。某些這類人衰弱的自尊感促使他們在仿蘇維埃式的集體中抱成一團（參照納博科夫的說法：“知識分子不參加團體”）。因此，一個詩人，依照某傳記註釋的說法，“屬於全國黑人男女同性戀者同盟……以及新詞書店集體。”又一個人“是……女性編輯集體的一員”。而且（毫不奇怪），還有許多同名同姓的新時代（New Age）集體，他們中的許多惡俗詩人聲稱對“神秘藝術”（occultart）。黃教（Shamanism）、“瑜咖哲學”（Yogic philosophy）、“巫術”（magick）以及“藥草學”（herbology）感興趣。這些偽學問的把戲，多虧了頻頻出現的預科生式的語法錯誤（謝天謝地！），才不至讓那些貌似真誠的表現蒙混過關，如安娜·沃爾德曼用錯了的分詞：

一枚紫色的發夾

喝著濃濃的金麥茶滑到了地上。

還有桑迪·卡斯特爾，分不清“lie”（躺）和“lay”（放）之間的“總統級的”天真區別①，如：

當和他們睡在一起

你知道……男人

幾乎剛剛才手淫完

我以一個趴著的姿勢“放著”（躺著）

將被子掀出床外

就這樣度過如母親般照料他們的夜晚

① 作者此處影射美國副總統丹·奎爾經常在講話中犯語法錯誤。

再看看克裏絲蒂娜·鄧肯對於句法與意義的完全解構：

如今匆匆忙忙地我們吵鬧著跑前跑後

每天盡我們的職責如此我們的能量在成長

（參照埃茲拉·龐德所言：“詩最好不要寫得像散文。”）

這些東西之所以惡俗是因為它們盡屬“文盲的炫耀”。

還有些詩有資格被提名為惡俗，因為它們代表了孤芳自賞和忸怩作態之流：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噢，上帝禁止

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嫁給

嫁給

嫁給

一個

一個

一個

黑仙子①

黑仙子

黑仙子

噢，上帝禁止你的兒子嫁給一個黑仙子

——福萊迪·格林菲爾德

① black fairy，指黑人男同性戀者。

其他惡俗的詩歌類型包括政治或社會感傷派（“這是一個自我憐憫的時代。”——安東尼·鮑威爾），還有絕望自我派，或沒人愛我派。

面對這一切惡俗的例子，那些僅屬糟糕的詩便帶來一種顯然的放松。於是，當你轉向新近流行的牛仔詩時，至少會因為沒有落人那些由男女騙子組成的團體（或“集體”）的手中而感到安慰：

生命中我真正熱愛的兩樣東西

——加利·麥克馬恩

生命中有兩樣東西

我真得熱愛：

那就是女人和馬，

這一點我深信不疑。

所以當我死了，

請把我的皮曬黑

並把我加工成

一座精美的馬鞍。

再把它送給一個

喜歡騎它的放牛女子

從此之後

我將安息在

我最熱愛的

兩樣東西之間。

那是一件真的能讓人笑出聲來甚至流淚的作品，其性感因素隱而不露而非高聲吶喊，與許多人認為無比正確的政治立場也保持著一種令人愉快的距離。“生命中我最熱愛的兩樣東西”至少不能被說成是——引述卡蘿爾·魯門所著《赤裸裸的創造：後女權主義者詩歌》一書的結尾——“啟發了有關人權的廣闊議題，無論是個人與個人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那些尚能模糊地記得葉芝和艾略特、更不用說喬治·赫伯特①和羅怕特·赫裏克②的詩作的人，應該能有足夠的智力想起詩與“廣闊議題”扯不上任何關系。把遣詞造句的藝術硬拴在它們身上，便確保了藝術和社會議題均將成為惡俗。

① George Herbert，1593—1633，英國玄學派宗教詩人。

② Robert Herrick，159—1674，英國牧師、詩人，本·瓊森的高足，“好在堪摘須及時”是其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