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轉載的荊歌的小說《爆炸》是一篇成長小說，荊歌對成長主題頗有耐心，他早期的小說《八月的記憶》就寫的是大學生活，也可歸為成長之例。荊歌的成長主題並不刻意在成長本身的意義上下功夫，他更樂於通過少年人的活動來展示少年生活的反常趣味，通過少年的眼光來看到生活的隱秘性。荊歌對小說的理解已經相當透徹，他知道抓住那些潛藏在生活中的特殊元素：反常性、隱秘的死角，略微的荒誕感……等等，他能在細致的敘述視角裏，委婉有致地推進敘述。他很少選擇大悲大慟的事件，也不鋪陳那些大場面，都是生活的細節，睜著眼看生活背後隱藏的東西。“小時候，我經常看著煙發呆。”小說以觀看的方式開頭，少年人眼中的成人世界，對信仰、權力與恐懼的朦朧意識，這都是生活最本質的要素。這些要素並沒有貫穿到小說整體中去，只是作為對世界隱秘性的疑惑而存在。荊歌轉向探究少年性心理的成長，這與更直接的隱秘性相關。沈雪老師就這樣作為性幻想的對象成為敘事的中心。潘老師是作為崇拜者和性的敵視者的形象來構造的，註定了這個形象要破滅。這是父親形象的變異，也是男性中心主義的崩潰。結果有點出人意料，春憶居然上了沈雪老師的床。 

單純從弗洛伊德的角度來看，荊歌講述的故事頗有新意，這是對俄狄浦斯情結的重構，可以讀作殺父娶母的另一版本，通過變形，最終是春憶成為替代的角色。但對於小說敘事來說，荊歌有時過分迷戀身體的敘事，那裏面固然包含著生動的閱讀趣味，但會影響其他更有意味的可能性。

朱日亮的《水撈面》寫得相當平淡而有意味，這主要是他對麗安這個女人的心理性格揭示著相當細致和巧妙。這是典型的短篇小說的情節，小說一開始就要出現可變異的局面，這樣的局面總是上一個事件的結果，現在，舊的結束了，新的後果將要發生。一個守寡的年輕女子開一個面鋪，一個半老先生懷著對她的關切。這是若即若離的老少戀，但都只是朦朧的心理，那種微妙，小說和筆致在不可能與可能之間，從可能到錯過之間，寫出了生活多少的悲涼。對於麗安來說，什麼是生活的幸福？小說始終把她推到了生活荒涼的盡頭，只有一個老先生關心著她，而最終這個老先生還是找了一個與她一樣年輕的太太。對於麗安來說，在這個小說中看不到更好的和更多的選擇。這就是作者的詭計，巧妙設計的圈套，他先是讓麗安鉆進去了，然後讓讀者鉆進去。短篇小說總是要信賴假定性，這使小說行進在不可能性中，從而揭示生活那些不可能的側面，那可能是我們的經驗中意想不到的層面，這就是藝術超越生活的地方。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用如此平淡真切的敘述，講述一個完全可能的故事，但其假定性前提被隱瞞得結結實實。因為，無論如何，象麗安那樣的年輕而略有姿色的女子，是不愁找不到年紀相當的對象的。作者也許太憐愛他的主人公，麗安太完美。如果從生活邏輯的角度講，如果麗安的腿略有一點瘸可能就更令人信服。那種荒涼感可能更充足，而只有老先生垂青她也就更具必然性，那就觸及到生活的死結。

陳中華的《七月黃》是一篇頗有力度的小說，這篇作品觸及到當今中國農村的普遍矛盾，貧富差距和權力分配在鄉村造成的新的等級制度，作為掌握權力的村長王耀州和貧困農民日照之間的矛盾。權力尋租在中國鄉村重新制造了一個新生的權力階段，這對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強烈的反諷。過去的地主階級是依靠祖祖輩輩的積累聚集財富，現在則是依靠權力迅速致富。歷史與階級意識使得這部小說對當今中國農村的現實具有穿透力。當然，從小說敘事的角度，人物關系，心理和性格都表現得相當出色，王耀州不只是要霸占日照家的宅基地，還一心想把秀秀搞到手。王偉與秀秀的情感關系，特別是秀秀的心理性格刻畫得相當深入。小說的語言也很富有表現力，註重修辭性和情境描寫，使得這篇小說具有濃郁的情調。

李銘的《幸福的火車》講述農村進城務工的二姐妹開飯館的故事，小說揭示了城鄉巨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根本障礙在於城市裏的權力部門對農村人的欺壓。那些吳歌、許哥、張哥等等，都代表著城市裏的權力階層，二個農村弱女子只有通過出讓身體才能有立足之地。過去她們是純粹出賣身體（做小姐），現在則不過是過是變相出賣身體。對於二姐妹來說，只有來自農村的“大哥”才真正關心她們。城鄉的對立已經橫亙著歷史與階級的深刻鴻溝。二姐妹的性格都刻畫得相當鮮明，作者飽含著同情的筆調，也非常真切地反映出當今底層生活的側面。年輕的作者依然在農村務農，能寫出這樣有生活質感的作品，相當不易。

第九期頭條登載須一瓜的《穿過欲望的灑水車》，須一瓜近年的寫作令人刮目相看，雖然產量並不驚人，但一篇是一篇，顯示十足的個性風格。這篇小說講述一個女環衛工人的生活變故，丈夫突然失蹤，她始終在等待丈夫，相信丈夫有一天會回來。這期間當然不乏會有求歡者，她也時常有出軌的行為。但她對另一位純情愛她的男子吳傑豪的愛卻有意回避。整整三年過去了，才意外發現丈夫早就死於交通事故。這樣的結果使她悲痛欲絕，小說的結尾是她駕著那輛巨大的灑水車在大街上狂奔，沖向大橋，結果可想而知。這篇小說顯然是在描寫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那種銘心刻骨的愛情。小說的構思相當巧妙，銘心刻骨者不只是和歡一人，吳傑豪對和歡的愛情也是如此。身體性欲的放縱與愛情不相幹，和歡可以找到身體放松的途徑，但她不能輕易給予或接受愛情。她對於那個粗野的圭母和溫文爾雅的吳傑豪都是如此。這二個人都真心實意愛她，但她並不與他們發生肉體關系。她的心屬於她的丈夫，她在等待，在孤獨中守望。吳傑豪的身上也體現著充分的精神之戀的氣質，他幫和歡調動，關心著她的一切，內心愛戀著她，但決不對她輕舉妄動。小說顯然在宣揚一種柏拉圖式的愛情觀，描繪一種珍貴的精神想象，這是對這個時代的欲望橫行的間接批判。灑水車象是一種象征，而欲望的大街則是對這個時代的命名。小說有意把這種絕對的精神追求賦予一個勞動婦女，把她描繪成一個充滿小資情調的女人，並且充滿浪漫氣質，她吹口哨，做愛時放聲大笑，她愛坐在綠樹叢中獨自遐思……等等，小說用細膩委婉的筆調展開敘事，平淡中時常透示出抒情意味。給勞動者的心理性格中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這在近幾年的小說中是一個新的舉動，勞動者的形象不再是一個固定的粗陋的形象，而是可以註入更多的文化的和審美的蘊含，這無疑是一種有益的探索，這種現象可以歸結為新的敘事/審美倫理。小說略顯不足在於，丈夫失蹤最後發現死於交通事故，這個失蹤被一再強調，而謎底又顯得過於簡單，如此難翻的牌卻是由偶然的意外構成，這與小說始終具有的那種純凈憂郁的氣氛有點不協調。

阿城的《紙風車》寫二個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剛步入社會的成長經歷，小說整體上寫得非常流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說敘事技法上的純正圓熟。但畢竟作者與作品中的人物隔了代，那些年輕一代的經驗顯得不夠有個性。蕭遠與袁侃之間，最後變成對立的敵人，也顯得結構太單調，簡單的對比，一個好人，一個壞人，一個成長了，另一個墮落了，這使小說的深刻性打了折扣。

李紅旗的《在社會上》是一篇另類且頗有個性的小說。作者70後出生，小說的寫法就顯得與主流小說很不一樣，這可以從當年朱文、韓東、李馮、李師江的那種小說感覺中找到共同的譜系。小說寫一個在社會上又想逃離社會的邊緣人的生活瑣事，小說的主題並不明確，主要是表達那種對社會的疏離感。另類小說的敘述人通常也都是第一人稱，個人的自我意識鮮明地體現於敘事中。李紅旗的小說敘事隨意散漫，但卻能在所有的細節上保持著鋒芒，敘述人的眼光和自我體驗，始終保持反常規的特征，總是看到生活異化變形的那種狀態，揭示出生活的虛假性，寫出人與人之間始終的不信任。小人物無力把握生活，卻在逆來順受中對生活表示敵意，這是他們反抗權力和生活異化的唯一方式。他們過分敏感，時刻體會到生活的壓迫感，他人就是地獄似乎就是生活的座右銘。象在這篇小說中一樣，那個收房租的老大爺也對“我”的生活構成侵犯，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構成壓迫感，他們象是一些套中人，自願過一種神經質的另類生活。小說寫到那家廣告公司的孫文政與孫文軍二兄弟，哥哥當老總，總是打罵弟弟，結果有一天，弟弟把哥哥從樓上推下去，最後自己跳樓自盡。這些生活的極端的異化形式和悲劇結果，在李紅旗的敘事中，都顯得非常平靜淡漠，敏感與冷淡是如此協調地統一在一起。破碎式的敘述與生活的破碎感，平淡的敘述語式，略微的荒誕感和嘲諷，使得李紅旗的小說在散漫中始終保持著內在的韌性和銳利。

限於篇幅，這三期還有不少小說值得分析，只好暫付闕如。

總而言之，宏大的歷史敘事已經很難在當代小說中出現，特別是中短篇小說，小人物小敘事小感覺構成了小說的基調，而文學需要進入到人性更隱秘的深處，需要在生活變形和裂開的瞬間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質，文學性的意味只有這樣時刻湧溢而出。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性所賴以存在的那種質地，這是歷史事件的剩余物，也是宏大的文學史的剩余物，這就是文學性的最小值，也只有最小值的文學性，構成最真實的審美感覺。“剩余”是歷史的遺產，也是歷史的饋贈，更重要的是，它是歷史的積澱，最後剩余的東西，是負隅頑抗的東西，它最有韌性，也最真實。它存留在具體的文本中，存留在每一次真實的寫作中，它是語言、文字書寫與生活存在的敞開與關閉渾然一體的時刻，是尼采所說的那種山谷時刻，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空地敞開的時刻，是德裏達所說的無限延異的時刻。這一切在後歷史時代的文學書寫中，成為一種更為真實的文學品質。2004-9-4於北京萬柳莊（愛思想網站 2009-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