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想分析軟實力傳播的廣度、速度、強度及其影響力，就必須考察推動或者承載著軟實力傳播的信息流動、網絡和聯系所依托的基礎設施（例如電信技術、國際互聯網條約、人類語言或者作為通用編碼的互聯網語言）。不同的基礎設施發展路徑將呈現出不同時空維度中軟實力傳播的發展形態。如表6，回溯近40年的IT/ICT發展變革，進入21世紀，隨著以美國為首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興起，軟實力傳播帶來的影響使其他國家紛紛將寬帶建設列入國家基礎建設的重要項目。此外，信息將我們與更多的文化全球化因素聯系在一起，與任何其他形式的傳播現象一樣，軟實力傳播不能缺少機制的推動，這些機制包括交通（transportation）模式和交往（communication）模式等所以來的基礎設施。[31]

軟實力傳播的基礎設施條件有利於軟實力傳播的網絡、信息流動和參與主體關系的制度化。制度化即軟實力傳播模式的規范化，及其在不同時空的復制。按照軟實力傳播模式的制度化來思考問題就是要認識到軟實力傳播的規范方式及其主體、客體中體現的方式。[33]比如，在主體方面，制度化這個維度中是否存在與軟實力傳播相關的全球社會機制呢？我們可以給予肯定的回答。“機制”就是指在特定問題領域里由行為體的預期匯聚而成的一整套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34]這就需要依靠能制定規范、原則、決策等方式的參與實體。軟實力傳播在很大程度上跨越國界的信息傳播，會涉及國際各種行為體之間的權力和利益關系。為了使這種秩序穩定有序，就需要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制定統一的規范與標準。這間接地影響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軟實力傳播活動。在19世紀的大多數政治圈子里，由於傳播對軍事和外交目的的戰略重要性，國家之間的軟實力傳播都被看做是戰略性的和專有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到1850年左右為止，一直阻礙了國際組織的崛起。最初的現代政府間組織之一是維也納會議於1851年組建的萊茵河航行中央委員會。[35]而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的不斷發展，20世紀中後期及21世紀初期，世界上不斷出現了許多體現了國際社會關系和經濟貿易往來的國際組織。它們可以成為我們考察不同國家、不同區域軟實力傳播制度化程度的對象，包括政府間組織（IGOs）、非政府組織（NGOs）、全球多元利益參與者等。比如，國際電信聯盟（ITU）是從科學技術層面關注世界信息傳播的國際組織，其擔負的具體任務主要有以下三項：（1）協調無線電頻率的分配，包括為具體的服務項目分配波段，為衛星劃分與地球旋轉同步的軌道，包括軌道的時間段；（2）為國際通信推薦技術標準，包括有線連接的標準、特定廣播和電視服務的寬帶，以及其它服務的技術參數；（3）管理國際“共用載波”業務——電報、電報、資料傳世和其他新型的業務。[36]

（二）權力性的機制維度

傳播學研究自20世紀興起以來，不論是批評經驗—功能學派還是技術—控制論學派，其論證的前提都較為接近，有意無意地承認：任何傳播都早已被“結構”了。[37]在這個前提下，不論研究何種傳播話題，都可以將研究對象的整體劃分為相互制約的不同部分，強調某個部分的意義受制於其他部分。持這樣思路的研究中，又以解釋傳播背後的權力背景的居多，亦即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所關注的重點。軟實力傳播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化與權力問題有著直接聯系。馬基亞維利在其著述《君主論》中指出畏懼可以通過運用權力符號來展示權力而實現。[38]軟實力傳播不是運用拉斯維爾所說的暴力手段，而是對物資、服務、象征符號的傳播與操縱。[39]卡特拉和愛伯格認為，傳播雖然帶有感情色彩、是一種自我表達——然而傳播更是一種權力的實施。[40]

從微觀上看，軟實力傳播中可能伴隨大規模的人的運動，會建立一種持續的互動網絡和相互的文化影響網絡。凡是在這種關系中被建立起來的機構里，我們都可以將軟實力傳播看作是文化關系和實踐的延伸和升華，亦即邁克爾·馬恩所說的“超越性文化權力”，即人的運動有助於在廣泛的時間和空間內建立軟實力傳播參與體之間相互影響的互動模式。[41]使傳播受到約束的是“人類權力斗爭的地緣政治結果”，或者是市場通過權力的技術網絡而合理化，對這一點，人們一直過於輕易地忽略了。[42]從中觀上看，跨國傳媒公司、大眾傳媒所擁有的權力及其影響僅次於民族國家。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的過程，跨國傳媒公司積極地促進先進的傳媒與信息技術的采用。其結果是，曾經使世界各國分離的地緣政治和文化圍墻已經無法維持。其所造成的媒體活動的全球化已經對今天的許多東道主國家構成，並將繼續構成一種獨特的困境。[43]法國政治學家阿歷克謝更直接的指出，（大眾）媒介就像一雙充滿權力的眼睛注視著我們的生活。[44]而在宏觀層面上，一個國家內和國家之間，信息是一個被賦予了很多期望的概念。信息的傳播途徑被看做是權力組織的神經（其實不僅僅是政府、也是整個社會的神經）。[45]這是對傳播權力屬性的認識，帝國主義列強也采用了一些巧妙的戰略，即軟實力傳播體系。[46]因此，除了從傳播的工具屬性認識軟實力傳播，我們還可以通過傳播的權力屬性的重要特征，來考擦軟實力傳播的發生機制，包括分層化以及交往方式。

軟實力傳播可以改變權力的組織、分配以及實施。在這方面，軟實力傳播與其分層化有關。在描述軟實力傳播歷史形態時，需要特別注意分層化的模式。在此情況下，分層化既有社會維度又有空間維度，它們分別是“等級”和“不平衡”。等級指的是控制進入以及參與軟實力傳播活動及其基礎設施的不對稱。如圖1，展示的是Web1.0時代和Web2.0時代軟實力傳播所依托的幾家國際知名的互聯網公司（亞馬遜、谷歌、微軟、甲骨文、臉譜、蘋果）。這些公司都以信息傳播技術、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為依托，是可以控制進入並參與軟實力傳播活動的基礎設施。然而，在Web2.0時期興起的基礎設施內部則體現了“交互性、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等級結構。不平衡指的是軟實力傳播過程中對不同的民族、階級、種族團體以及性別的生活狀態產生了不對稱影響。[47]這些類別為認識不同時期不同的軟實力傳播和控制關系提供了一種識別機制。

最後，在軟實力傳播的每一個歷史階段，主導型的交往方式中也存在著重要差別。國家間的許多交往方式之一，文化方面的信息仍然通過人際接觸、國際旅行者、正式的組織、郵件、其他形式的電信（電話和傳真），以及傳統的大眾傳媒進行交流。每一種媒介都可以提供一系列不同的文化形象，其流動可以采取不同於互聯網的機構。2011年，臉譜（Facebook）成為全球第一大網站、推特（Twitter）增長迅速，從社交網站（Whatareyoudoingnow）變身新聞傳播網站（Whatishappeningnow）。新一代基於Web2.0的搜索（如Quara.com）、新聞媒體（如《赫芬頓郵報》）正在出現。以Iphone為代表的3G智能手機、以Ipad為代表的隨身信息接收終端、以Kindle為代表的書刊報紙閱讀終端、以GoogleTV為代表的視頻接收終端使得交往方式上的話語權迅速發生轉移，軟實力傳播的交往程序和結構發生了改變（如圖2）。

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思想、符號、價值觀與意義首先經由傳統媒體傳遞至網絡媒體，再由網絡虛擬社區向現實大眾社會反饋。而在Web1.0、Web2.0時代，軟實力傳播作為載體所傳播的內容均是由網絡虛擬社區向現實大眾轉移。（圖1、圖2）

綜上所述，我們也應該分辨出軟實力傳播歷史形態的其他重要特征。除了擴大了軟實力傳播系統的時空維度外，上述四種傳播機制上的維度也可以勾勒軟實力傳播的輪廓，即：基礎設施、制度化、分層化以及交往方式。至此，我們可以用上文所介紹的8種維度分析軟實力傳播的歷史形態和其背後的社會機制，幫助我們辨別並確定同一時代、不同時代、同一國家、不同國家之間軟實力傳播的最重要特征以及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和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