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上的影響指的是，受軟實力傳播力量和條件影響的政府、公司、集體以及家庭、個人所做的政策或決策選擇帶來的相對成本的收益程度。軟實力傳播影響著部分政策選擇及行動過程的成本，而這些選擇和行動往往決定著個人或組織進行決策的結果。2011年，BBC正式結束長達70年的中文普通話短波廣播。同年10月，美國之音全面停止其普通話短、中波及衛星電視廣播節目，大幅刪減中文廣播預算800萬美元，以確保成本與效益平衡。然而，美國之音將保留中文網站，並在Twitter上推廣其產品。[21]這兩個廣播渠道都誕生於二戰，在冷戰後對中國掀起信息心理戰的高潮。大量事實表明，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方面在軟實力傳播決策上的影響。而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近20年來正不斷擴大國際信息項目、各類交流項目的公共外交開銷，對外廣播所花費的成本比例成下降趨勢（如表4）。

但是，在決策中往往會發生重新安排決策議程的現象，而且決策者的積極或消極態度也會產生所謂的“偏見的流動”現象。[23]決策影響注重軟實力傳播如何直接影響決策者的偏好和選擇。而制度上的影響則強調組織和集體日程反映有效選擇或者選擇范圍的方式，這些選擇是軟實力傳播造成的。在這個維度，我們可以觀察到為什麽某些選擇眾多抉擇中脫引而出，某些選擇為什麽並不完善但持續了很長時間。在美國，大部分美國民眾對美國之音等美國對外廣播節目並不甚了解。比如，1948年美國通過的《美國信息與教育交流法案》規定，(

美國之音等對外廣播信息不能針對美國國內民眾播出。如有需要，對外信息在播出後的合理時間內提供給國內的新聞從業者、研究人員及國會議員，僅供“參考”之用。2009年，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國會議員以及美國之音代表就該法案展開研討：是廢除還是放松法案，還是進一步嚴苛法案，但各方並沒有達成共識。時至今日，該法案仍舊有效。

此外，軟實力傳播對國家內部、國家之間的權力和財富分配具有重要影響。塑造社會中以及社會之間的社會力量（團體、階級、集體）的方式就是軟實力傳播在分配上的影響。目前，勞動分工已經超越國家邊界。一輛現代汽車的零件可能是在韓國制造，座椅則在印度，輪胎卻在巴西，最後整車在美國組裝。如果沒有整個一系列現代通信技術，從光導纖維到衛星都包括在內，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看到，勞動的全球分工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依托現代傳播技術的軟實力傳播之間有著復雜聯系。這種看似純粹概念性的方式實際上是在國際社會關系張力以及經濟貿易競爭的現實世界發生的。[24]

最後，軟實力傳播存在顯著的結構性上的影響，這決定了國際社會、經濟、政治組織與行為的模式，體現在制度及社會的日常運轉中。信息傳播技術一直都是珍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資源，自古以來獲得其產品和消費的機會存在不平等是鴻溝和沖突產生的一個結構性原因。[25]此前，我們已經指出，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互聯網在不同地區層面上正迅速地具有社會嵌入型，其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強度及其形成的傳播網絡對全球大多數社會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影響，是分析不同國家的軟實力傳播對國際社會關系和經濟貿易時空變革產生影響的重要因子之一。如表5所示，互聯網帶來的全球數字鴻溝問題十分嚴重。自1995年起，美國、加拿大、北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互聯網普及率大幅度上升。而大量國家在這方面卻處於落後局面：中東、中歐、東歐、亞洲、中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其它地區以及非洲。這大概能分成一個暫時性的國際經濟、政治組織與行為的四層模型。其中，美國、加拿大、北歐、澳大利亞、信息來位於頂層，然後是西歐，緊接著是中歐、東歐、中東、亞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其它區域。最後一層是非洲。這里不僅指出了西方的國際社會角色正處於“功能不良”的孤立狀態（第一層、第二層），而且這種狀態起因於傳播過程的內在原因，即是其傳播產生的新結構所致，而不不僅是由互聯網為基礎的傳播活動這一外在原因造成的。軟實力傳播一直是人類關系方面的許多變化的一副催化劑。通過各種傳媒技術，這些變化的累積效應是對空間與時間的重新界定，增強了全球互聯方面的即刻性和透明度。[26]

 二、傳播機制：從芝加哥學派到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

（一）工具性的機制維度

早在20世紀初，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宣稱：“社會不僅通過傳輸和傳播而存在，而且社會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於’傳輸和傳播之中”。[28]其後，芝加哥學派將傳播作為研究的核心命題，將其看作是20世紀社會構成的首要因素。杜威提倡實用主義精神、質疑本能心理學的刺激—發硬模式，並在討論民主的爭論中始終強調傳播活動的工具性及其對民主的重要意義。他對信息傳播技術發展對社會的促進作用持樂觀態度。[29]

杜威關於社會與有機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觀點，影響了社會學家庫利。他認為傳播在人類社會有機體的組織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庫利給傳播下了一個寬泛的界定：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mechanism），穿越空間傳送信息和在時間中保存它們的手段。[30]

因此，我們不僅要從傳播的時空維度認識軟實力傳播的重要特征，還應該以具有工具性的機制維度描繪不同參與主體軟實力傳播的輪廓，它們是基礎設施、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