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好風長吟》(3)

13

《加利福尼亞少女》:

東海岸少女多魅力,

時裝都會笑瞇瞇。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說話是組裝式。

中西部少大多溫柔,

一見心髒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愛,

令人渾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亞州的……

14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來了。

15

翌日早,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嶄新的T恤,在港口一帶隨便轉了一圈,然後推開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門。店內沒有顧客,只見一個女孩坐在櫃臺裏,以倦慵的神情一邊清點單據一邊喝可口可樂。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驀地發現女孩有點面熟:原來是一星期前躺在衛生間那個沒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聲,對方不無驚愕地看著我的臉,又看看我的T恤,隨後把剩的可樂喝幹。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做工的?”她無奈似他說道。

“偶然,我是來買唱片的。”

“什麼唱片?”

“比齊。鮑易茲的《加利福尼亞少女》。”

她不大相信地點頭站起,幾大步走到唱片架以前,像訓練有樣地狗一樣抱著唱片折回。

“這個可以吧?”

我點下頭,手依然插在衣袋沒動,環視店內道:”另外要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第3號。”

她沒有做聲,這回拿兩枚轉來。

“格倫。古爾德演奏和巴克豪斯演奏的,哪個好?”

“格倫。古爾德。”

她將一枚放在櫃臺,另一枚送回。

“收有《加爾在卡爾克》的戴維斯。邁爾斯。”

這回她多花了一些時間,但還是抱著唱片回來了。

“此外?”

“可以了,謝謝。”

她把三張唱片攤開在櫃臺上。

“這,全你聽?”

“不,送禮。”

“倒滿大方。”

“像是。她有點尷尬似地聳聳肩,說”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錢、接過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麼說,上午算托你的福賣掉了三張。”

“那就好。”

她籲了口氣,坐在櫃臺裏的椅子上,開始重新清點那紮單據。

“經常一個人值班?”

“還有一個,出去吃飯了。”

“你呢?”

“她回來替我再去。”

我從衣袋裏掏香煙點燃,望了一會她操作的光景,”喏,可以的話,一起吃飯好麼?”

她眼皮沒擡地搖頭道:

“我喜歡一個人吃飯。”

“我也是。”

“是嗎?”她不耐煩地將單據挾在腋下,把哈伯斯。彼紮爾的新唱片放在唱機上,落下唱針。

“那為什麼邀我?”

“偶爾也想改變一下習慣。”

“要改一個人改去。”她把單據換在手上,繼續操作。”別管我。”

我點下頭。

“我想上次我說過:你分文不值!”言畢,她撅起嘴唇,用4支手指啪啦啪啦翻動單據。

16


我走進爵士酒吧時,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著臉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電話簿一般厚的長篇小說。

“有趣?”

鼠從書上擡起臉,搖了搖頭。

“不過,我還真看了不少書哩,自從上次跟你聊過以後。你可知道《較之貧瘠的真實我更愛華麗的虛偽》?”

“不知道。”

“羅傑。貝迪姆,法國的電影導演: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同時擁有與聰明才智相對立的兩個概念並充分發揮其作用。”“誰說的,這是?”

“忘了。你以為這真能做到?”

“騙人。”

“為什麼?”

“半夜3點跑來,肚子裏饑腸轆轆。打開電冰箱卻什麼也沒有。你說如何是好?”

鼠略一沈吟,繼而放聲大笑。我喊來傑,要了啤酒和炸馬鈴薯片,然後取出唱片遞給鼠。

“什麼喲,這是?”

“生日禮物。”

“下個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沈思起來。

“是嗎!寂寞啊,你不在的話,”說著,鼠打開包裝,取出唱片,註視良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格倫。古爾德,波斯頓。哦……都沒聽過。你呢?”

“沒有。”

“總之謝謝了。說白啦,十分高興。”

17

我一連花三天時間查她的電話號碼——那個借給我比齊。鮑易茲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辦公室查閱畢業生名冊,結果找到了。但當我按那個號碼打電話時,磁帶上的聲音說此號碼現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號臺,告以她的姓名。話務員查找了5分鍾,最後說電話簿上沒收這個姓名——就差沒說怎麼會收那個姓名。我道過謝放下聽筒。

第二天,我給幾個高中同學打電話,詢問知不知道她的情況。但全都一無所知,甚至大部分人連她曾經存在過都不記得。最後一人也不知為什麼,居然說”不想和你這家夥說話”,旋即掛斷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辦公室打聽了她所上大學的名稱。那是一間位於山腳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學,她讀的是英文專業。我給大學辦公室打電話,說自己是馬科米克色拉調味汁評論員,想就征求意見事同她取得聯系,希望得知其準確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並客氣地說事關重大,請多關照。事務員說即刻查找,讓我過15分鍾再打電話。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後又打過去。這回對方告訴說,她今年3月便申請退學了,理由是養病。

至於什麼病,現在是否恢複到已能進食色拉的地步,以及為何不申請休學而要退學等等,對方則不得而知。

我問她知不知道舊地址——舊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說是在學校附近寄宿。於是我又往那裏打電話,一個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說她春天就退了房間,去哪裏不曉得,便一下子掛斷了電話,仿佛在說也不想曉得。

這便是連接我和她的最後線頭。

我回到家,一邊喝啤酒,一邊一個人聽《加利福尼亞少女》。

18

電話鈴響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註視早已打開的書本。

傍晚襲來一陣大粒急雨,打濕院子裏樹木的葉片,又倏然離去。雨過之後,帶有海潮味兒的濕潤的南風開始吹來,輕輕搖晃著陽臺上排列的盆栽觀葉植物,搖晃著窗簾。

“餵餵,”女子開口道,那語氣仿佛在四腳不穩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還記得我?”

我裝出想一會兒的樣子,說:

“唱片賣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氣啊,肯定。有誰肯聽什麼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輕輕叩擊聽筒的一側。

“你的電話號碼找得我好苦啊!”

“是嗎?”

“在爵士酒吧打聽到的。店裏的人問你的朋友,就是那個有點古怪的大個子,讀莫裏哀來著。”

“怪不得。”

緘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說你一個星期都沒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還真不知道我會那麼有人緣。”

“……在生我的氣?”

“何以見得?”

“我說話太過分了麼,想向你道歉。”

“啊,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還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園撒豆餵鴿子去好了!”

聽筒那邊傳來她的歎氣聲和點香煙的聲音。身後傳來勃布。迪蘭的《納什維爾地平線》。大概打的是店裏的電話。

“問題不是你怎麼感覺的,起碼我不應該那樣講話,我想。”她一連聲他說道。

“挺嚴於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樣做的。”她沈默了一會兒,”今晚可以見面?”

“沒問題。”


“8點在爵士酒吧,好麼?”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黴事。”

“明白。”

“謝謝。”

她放下電話。

19

說起來話長,我現已21歲。

年輕固然十分年輕,但畢竟今非昔比。倘若對此不滿,勢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臺上跳將下去。

以前從一部驚險題材的電影裏聽到這樣一句笑話:

“餵,我從紐約摩天大樓下面路過時經常撐一把傘,因為上面總是劈裏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還沒有尋死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同三個女孩困過覺。

第一個女孩是高中同學。我們都17歲,都深信相互愛著對方。在暮色蒼茫的草叢中,她脫下無帶鞋,脫下白色棉織襪,脫下淺綠色泡泡紗連衣裙,脫下顯然尺寸不合適的式樣奇特的三角褲,略一遲疑後把手表也摘了。隨即我們在《朝日新聞》的日報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畢業沒過幾個月我們便一下子分道揚鑣了。緣由已經忘了——忘了也不以為然的緣由。那以後一次也沒見過。睡不著覺的夜晚倒時而想起她,僅此而已。

第二個是在地鐵車站裏碰見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無分文,連個棲身之處也沒有,而且幾乎沒有乳房可言,但一對眼睛滿漂亮,頭腦也似乎很聰明。那是新宿發生最為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的夜晚,無論電車還是汽車,一律徹底癱瘓。

“在這種地方遊來逛去,小心給人拉走喲!”我對她說。她蹲在已經關門的驗票口裏,翻看從垃圾箱拾來的報紙。

“可警察會給我飯吃。”

“要挨收拾的!”

“習慣了。”

我點燃香煙,也給她一支。由於催淚彈的關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沒吃吧?”

“從早上。”

餵,給你吃點東西。反正出去吧!”

“為什麼給我東西吃?”

“這——”我也不知為什麼,但還是把她拖出驗票口,沿著已無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這個絕對寡言少語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她每天睡過中午才醒,吃完飯便吸煙,呆呆地看書,看電視,時而同我進行索然無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個白帆布包,裏邊裝有質地厚些的風衣、兩件T恤、一條牛仔褲、三條髒乎乎的內褲和一包衛生帶。

“從哪兒來的?”有一次我問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畢,便再不肯開口。

一天我從自選商場抱著食品袋回來時,她已不見了,那個白帆布包也沒有了。此外還少了幾樣東西:桌上扔著的一點零鈔、一條香煙、以及我的剛剛洗過的T恤。桌上放著一張留言條樣的從筆記本撕下的紙條,上面只寫著一句話:“討厭的家夥”。想必指我。

第三個是在大學圖書館認識的法文專業女生。轉年春天她在網球場旁邊一處好不淒涼的雜木林裏上吊死了。屍體直到開學才被發現,整整在風中搖擺了兩個星期。如今一到黃昏,再沒有人走近那座樹林。

20

她似乎不大舒適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塊溶化殆盡的姜汁汽水裏來回攪拌。

“以為你不來了。”我坐到她身旁時,她不無釋然地說。

“絕不至於說了不算。有事晚了點兒。”

“什麼事?”

“鞋,擦皮鞋來著。”

“這雙籃球鞋?”她指著我的運動鞋,大為疑惑地問。

“哪裏。父親的鞋。家訓:孩子必須擦父親的皮鞋。”

“為什麼?”

“說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種什麼象征。總之父親每晚分秒不差地八點鍾回來,我來擦鞋,然後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習慣。”

“是這麼認為?”

“嗯。應該感謝你父親。”

“我是經常感謝,感謝他僅有兩只腳。”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氣派吧?”

“啊,要是氣派加沒錢,怕是會高興得掉出淚來。”

她繼續用吸管頭攪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窮酸得多。”

“怎麼知道?”

“聞味啊!就像闊佬能聞出闊佬的味道,窮人也能聞出窮人的味道。”

我把傑拿來的啤酒倒進杯子。

“父母在哪兒?”

“不想說。”

“為什麼?”


“正經人決不至於向別人沒完沒了他講自己的家,對吧?”

“你是正經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當認真。誰都如此吧?”

對此我決定不予回答。

“不過還是說出為好。”我說。

“為什麼?”

“首先,早晚總得向人講起;其次,我不會再講給任何人。”

她笑著點燃香煙。吐3口煙的時間裏,她只是默然註視著拼接桌面的板縫。

“父親5年前死於腦腫,很慘,整整折騰了兩年。我們因此把錢花個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個家也來個空中開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點點頭。”母親呢?”

“在某處活著。有賀年卡來。”

“像是不大喜歡?”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個雙胞胎妹妹,別的沒有。”

“住哪兒”“3萬光年之遙。”說罷,她神經質似地笑笑,把汽水杯換在肋側。”說家裏人壞話,的確不大地道,心裏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時常狠狠捏住刮臉膏空盒落淚。”

她笑得似很開心——一種多年久違了的笑。

“餵,你幹嘛喝什麼姜汁汽水?”我問,”總不至於戒酒吧?”

“呃……倒有這個打算,算了。”

“喝什麼?”

“徹底冰鎮的白葡萄酒。”

我叫來傑,點了新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問你,有個雙胞胎妹妹,你是怎樣感覺的?”

“噢,像有點不可思議。同樣的臉,同樣的智商,帶同樣規格的乳罩……想起來就心煩。”

“常被認錯?”

“嗯,8歲以前。8歲那年我只剩下了9根手指,就再也沒人弄錯了。”

說著,她像音樂會上的鋼琴家全神貫註時一樣,將雙手整齊地在桌面上並攏,在低垂的燈光下聚精全神地看著。那像雞尾酒杯般涼冰冰的小手;儼然與生俱來那樣極為自然地將4根手指令人愉快地並為一排。其自然程度近乎奇跡,至少比六根手指的排列要遠為得體。

“8歲時小拇指挾進電動清掃機的馬達,一下子飛掉了。”

“如今在哪?”

“什麼?”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問這種話的,你是頭一個。”

“會意識到沒有小拇指?”

“會的,戴手套的時候。”

“此外?”

她搖搖頭。”說完全不會是撒謊。不過,也就是別的女孩意識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種程度。”

我點下頭。

“你幹什麼?”

“上大學,東京的。”

“眼下回來探家?”

“是的。”

“學什麼?”

“生物學。喜歡動物。”

“我也喜歡。”

我一口喝幹杯裏的啤酒,抓了幾枚炸馬鈴薯片。

“跟你說……,印度帕戈爾布爾有名的豹子3年吃了350個印度人。”

“真的?”

“人稱打豹手的英國人基姆。科爾貝特大校8年時間裏殺死了包括豹子在內的125只老虎和豹子。還喜歡動物?”

她熄掉煙,喝了口葡萄酒,心悅誠服似地望著我的臉:

“你這人真有點與眾不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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