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放棄我，”他說，“只要我還有任何機會，你們一定要讓我嘗試。”他簽完字後，我出了病房。他兒子跟出來，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他的母親死在監護室里，死的時候全身插滿了管子，戴著呼吸機。當時，他父親曾經說過，他絕不想這樣的情形發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時至今日，他卻堅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可見一個理智的人在死亡降臨的時候還是無法舍棄求生的欲望。

那時，我覺得拉扎羅夫的選擇很糟糕，現在的我仍然這麽認為。他的選擇之所以糟糕，不是因為手術有那麽多風險，而是因為，手術根本不可能給予他真正想要的東西：排便節制能力、體力，以及過去的生活方式。他冒著經受漫長而可怕的死亡的風險（這正是他最後的結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幻想。

從技術的角度講，他的手術很成功。經過八個半小時的努力，手術團隊切除了侵蝕他脊椎的腫塊，用丙烯酸黏合劑重建了椎體。手術解除了脊椎的壓力，但是他一直沒能從手術中恢復過來。他住在監護室，並發了呼吸衰竭、系統性感染，臥床不動又導致了血栓，然後，又因治療血栓的血液稀釋劑而引起了內出血。病情每天都在惡化，最後終於不得不承認他在向死亡的深淵墜落。第十四天，他的兒子告訴醫療組，我們應該停止“治療” 了。

我的任務是去除維持拉扎羅夫生命的呼吸機。我進行了檢查，調高了嗎啡靜脈滴注，以免他缺氧。心里想著萬一他聽得見我說話呢，我俯身靠近他， 告訴他我要取出他嘴里的呼吸管。我取出管子期間，他咳了幾聲，眼睛睜開了一小會兒，然後又閉上了。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吃力，然後終止了。我把聽診器放在他的胸口，聽著他的心跳逐漸消失。

十多年以來，我第一次講起拉扎羅夫先生的故事時，它對我內心沖擊最大的不是他的決定之糟糕，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刻意回避誠實地討論他的選擇。我們不難解釋各種治療方案的特定風險，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觸及其疾病的真相。他的腫瘤醫生、放療醫生、外科醫生以及其他醫生給他做了幾個月的治療，而他們都知道，這些治療根本醫不好他的病。關於他的情況的基本真相，以及我們的能力的最終局限，我們都未曾討論過，更遑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什麽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了。如果說他是在追求一種幻覺，那麽，我們也同樣如此。他住進了醫院，擴散到全身的癌症導致他部分癱瘓，連恢復到幾個星期前的生活狀態的機會都完全不存在。但是，我們似乎沒有能力承認這一點並幫助他去坦然面對。我們沒有承認，沒有給予安慰，也沒有給予引導。我們提供給他另外一種治療，告訴他也許會有某種非常好的效果。

跟伊萬·伊里奇遭遇的原始的、19世紀的醫生們相比，我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實際上，考慮到我們加諸病人身上的披著新技術外衣的折磨，甚至可以說，我們比他們更不如。這一境遇已足以讓我們反思，到底誰更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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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學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生命的進程。跟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比起來，我們活得更長、生命質量更好。但是，科學進步已經把生命進程中的老化和垂死變成了醫學的干預科目，融入醫療專業人士“永不言棄”的技術追求。而我們事實上並沒有做好準備去阻止老弱病死，這種情況令人擔憂。

瀕死的情形十分復雜，生命此時能否獲得有品質的復蘇，我們並不敢妄斷，因為人們對於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比較陌生。1945年之前，大多數死亡發生在家里。到20世紀80年代，這個比例降至17%。而在家中亡故的人，多是因為死得太突然，來不及去醫院（如嚴重的心臟病、中風，或者劇烈損傷），或者住得太偏遠，來不及趕到能夠提供幫助的地方。目前，在美國和整個工業化國度，對高齡老人和垂死者的照顧已經轉由醫院和療養院來負 責。

於是，醫院成為起死回生的地方。作為醫生，對於醫院卻有著另一個角度的理解。雖然我的父母都是醫生，但我今天所見到的一切都是嶄新的。以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人死去，所以在看見的時候，我感到震驚。倒不是因為我由此想到了自己將來會怎麽死去，不知道為什麽，我從來沒有產生過這個念頭——即便是看見自己的同齡人死去。我穿著白大褂，他們穿著病號服；我不太能夠顛倒角色。然而，我可以想象我的家人處於他們的位置。我目睹了幾個家庭成員，我的妻子、父母以及孩子們罹患嚴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即便在最緊急的情形下，良醫妙藥也總是能幫他們渡過危機。所以，我震驚的是眼見良醫妙藥沒能讓病人恢復健康。當然，理論上我知道一部分病人可能會亡故，但是，面對每一個實際的病例，死亡好像都不應該發生，都是一種意外。一旦失治，我們奉行的戰勝一切敵人的信念似乎就被打破了。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種迷惑：這是在玩什麽遊戲，為什麽總是要我們勝出？

每個新醫生、新護士都會面臨瀕死和臨床死亡。第一次遇見，有人會哭，有人會完全呆住。當然，也有些人幾乎不在意。最初看到人死，我非常警覺，不斷提醒自己克制，總算沒有哭出來。但是，我會常常夢見死亡。在反復發生的噩夢中，我父母的屍體出現在我家里——在我的床上。

我驚恐地想：“怎麽到這兒的？”

我知道，如果我不偷偷地把屍體送回醫院，我就會陷入巨大的麻煩之中，甚至犯下刑事罪。我設法把屍體塞進汽車後備廂，但是，屍體太重，擡不起來。 或者，倒是塞進去了，卻發現像汽油一樣的黑色血液滲出來，流得行李廂到處都是。或者，我真的把屍體弄回了醫院，放上輪床，推著它從一個大廳沖向另一個大廳，到處找，卻總也找不到病人曾經住過的房間。有人朝我喊“嘿”，並拔腳追我。我驚醒了，屋里一片漆黑，妻子睡在我旁邊。我滿身大汗，心跳過速。我覺得這些人都是我殺死的。我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