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然世界被想像成沒有任何目標的空洞，那麼對自然的重要性的探索從定義上說就是超自然東西。如果物質秩序依靠其科學衡量的存在來定義，那麼對物質秩序的意義的探索必然也是超驗性的。如果世俗領域被僅僅理解為強者推行的任意性社會安排，那麼揭露社會價值觀的嘗試就必然是宗教性的。

從18世紀到20世紀，作家創作的小說和這個世界曾經閱讀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文明需要他們這麼做。他們也因此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1990年代初期以來出版小說的作家中，沒有一個進入必讀書目。這種文化核心地位的缺失未必是作家本人的錯---我們只是不像從前那樣閱讀小說了。偉大的雄心壯誌已經萎縮，藝術性是發動機在用古老燃料勉強發出的濃煙。現代性的超驗性危機沒有靠小說或者其它什麼東西得到解決。因此，我們已經遭遇了另一場危機，令藝術衰落的危機，因為文化已經喪失了它的地平線和目的意識。

我們很難說過去半個世紀沒有人嘗試寫小說了。從奈保爾（V. S. Naipaul）、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唐·德里羅（Don De Lillo）(這五個人都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到庫切（J. M. Coetzee）和約翰·歐文（John Irving）(都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老一輩作家們都還記得小說的勃勃雄心。幾十年來，嚴肅的讀者迫不及待地抓住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等作家的任何新作。我並不特別欣賞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和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等人的作品，就像我曾經非常喜歡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拜厄特（A. S. Byatt）和邁克爾•夏邦（Michael Chabon）那樣，但如果要了解當代小說，你就需要閱讀這些作品。當今嚴肅小說的可敬作家的標準名單中可能包括扎得·史密斯（Zadie Smith）、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傑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等幾十個作家。

不過，雖然這些作家很有才華，但他們中沒有一個達到英語小說作家曾經享有的崇高地位，從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到簡·奧斯丁（Jane Austen）或維多利亞時代鼎盛時期狄更斯、薩克雷和亨利·詹姆斯的那種地位，或者現代主義者如普魯斯特、喬伊斯、托馬斯·曼和拉爾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地位，或20世紀中期小說家如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福克納、海明威、辛克萊·劉易斯和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