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仍是先在的，它以先天的你為保障。在馬丁·布伯看來，“先天之‘你’實現於與相遇者之親身體驗的關係中，人可在相遇者身上發現‘你’，可在唯一性中把握‘你’，最後，可用原初詞稱述‘你’。這一切均築基於關係之先驗的根上”。⑩“你”當然不是一種對象，“你”是在“關係本體論”映照下呈現的，“誦出‘你’時，事物、對象皆不復存在”（11），我向世界敞開，世界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面目。但是，人難免以“我”為中心，又很難向世界敞開，結果就會出現對“你”的誤讀、誤解、誤念。 

東方是歐洲文化的競爭者，是歐洲最深奧、最常出現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且東方有助於歐洲（或西方）將自己界定為與東方相對照的形象、觀念、人性和經驗。薩義德指出，東方是歐洲物質文明與文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12）。即，對於歐洲而言，東方既不是歐洲的純粹虛構或奇想，也不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種被人為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蘊含著漫長歷史積累下來的物質層面的內容。（13）


日本學者酒井直樹辨析道：“西方永遠不滿足於他體（other）所認識的西方，它總是迫切地要求去接近自己的他體，以便不斷地改造自我形象，它不斷地在它與他者（the other）的交往之中尋找自己；它永遠不會滿足於被認識，相反，它卻寧可去認識他體；它寧願做認識的提供者而不做認識的接受者。要言之，西方必須代表普遍性的契機，在這個契機之下，所有特殊性被揚棄。誠然，西方本身就是一個特殊性，但是它卻作為一個普遍的參照系數，按照此參照系數所有他者能夠識別出自己是個特殊性，在這一點上，西方以為自己是無所不在的。”（14） 

正是這種“東方”與“西方”，“我”與“你”的想像建構，成為人類交流之困境，導致跨文化與國際間交流的“無奈”。其延伸的社會區隔意識，往往成為各種衝突之源。如薩義德所言：“種族主義、文化定見、政治帝國主義、喪心病狂的意識形態之網，壓得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人喘不過氣來，也正是這張網使每位巴勒斯坦人逐漸意識到，這是他生命中難以解脫的魔孽。”（15）

他指出，帝國主義既通過武力侵略，同時也通過話語建構來征服東方。長期成為西方學術界主宰性的知識的“東方學”，是一套關於東方的知識，但與實際的東方無關。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薩義德特別指出，一些“著作在描寫‘神秘的東方’時，總是出現那些刻板的形象，如有關‘非洲人’（或者印度人、愛爾蘭人、牙買加人、中國人）的心態的陳詞濫調”（16）

⑩[德]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49頁。

（11）[德]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9頁。

（12）[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頁。

（13）參見汪暉：《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天涯》2008年第4期。

（14）[日]酒井直樹：《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問題》，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85頁。

（15）[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35頁。

（16）[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頁。

（收藏自 2016-01-14《愛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