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有伏爾泰、李約瑟、萊布尼茨等人對東方文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即使在他們那里，東方神聖與浪漫的帝國形象，也不過是他們為救贖當時歐洲社會文化與道德迷失時臨時借用的太虛幻境而已。在歐洲人那里普遍存在的，仍然是約翰遜的寓言故事中所揭示的那種刻板成見。連韋伯和馬克思那樣的大家，也不能走出這種成見的陰影，足見這種偏見之根深蒂固。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年在他的筆記中寫道：“中國，她那令人敬仰的單調！她那古老的呆癡！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的最多只是‘我釀制了茶葉’。”④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 Said）在其《東方學》中指出：“19世紀作家中，他們幾乎原封未動地沿襲前人賦予東方的異質性、怪異性、落後性、柔弱性、惰怠性。”⑤英國的邁克·克朗（Mike Crang）則在其《文化地理學》中寫道：

對“外國的”和“非西方的”世界的理解，為“家”和“祖國”這兩個概念提供了答案。我們可以偏頗地認為“祖國”的一切，是與殖民地那里的一切相反的，它是理性、公正和秩序的象征。但是，考慮到19世紀激烈的帝國主義競爭，家也變成了令人擔憂的地方。這種擔憂是用稱贊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優等民族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現在看起來好像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種族決定論是很流行的。⑥ 

1850年初，馬克思就用“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⑦指代中國；1853年，他還寫道，一旦中國的“孤立狀態通過英國的介入，突然告終”，中國“勢必分崩離析，正如千方百計保存在密封的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觸空氣就勢必分崩瓦解一樣”⑧。馬克思關於發展階段的設想，甚至乾脆將亞洲排除在自己預測的社會發展歷程之外，因為他認為亞洲走的是一條停滯不前的、“東方式的”社會發展道路，即一條“亞洲例外論”的道路。

在《文化欺詐》一書中，突尼斯作家、學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埃萊·貝吉，剖析了各種文化進行機械歸納所產生的偏差，他寫道：“西方對舊殖民地人民有那麼多偏見沒有被揭露出來！而我們又是否注意到了反殖民者的偏見？……每個人都以為自己面對的是永恒不變的事物，而文化意識正是在此處被僵化。這就像每個人都拒絕看到他人對自己的影響……每個人都對他人保有一個虛假的印象，卻又不願承認自身也是他人的俘虜。”⑨埃萊·貝吉實際上指出了東西方世界都存在的偏見問題。

④轉引自[美]保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6頁。

⑤[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62頁。

⑥[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85頁，第92-93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頁。

⑨轉引自[法]米歇爾·蘇蓋、馬丁·維拉汝斯：《他者的智慧》，劉娟娟、張怡、孫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0-21頁。

（收藏自 2016-01-14《愛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