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4)

四 “學藝”還是“事業”

五四時期活躍於北京大學的眾多社團中,有兩個是以“言說”為主攻方向的,一是發起於1917年12月的雄辯會,一是創立於1919年3月的平民教育講演團。歷經沈浮,八十年後的今日,後者聲名如日中天,前者則很少為人關注。這里試圖勾勒兩個社團的基本面貌、思想資源以及發展趨勢,並將其對照閱讀,目的是凸顯“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姿態與思維方式。選擇作為一種論述策略的“雄辯”或“講演”,不只受制於擬想讀者(聽眾),而且牽涉一系列重大命題:如學校與社會、思想與行動、懷疑與信仰、對話與獨自、邏輯與立場、精英與大眾等。而所有這些,深刻影響著“五四”以後中國知識者的歷史命運。

為紀念校慶,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專門載文介紹本校的“學生生活及活動”。

 “關於學藝方面者”,共開列了21項,如音樂研究會、畫法研究會、哲學研究會、新潮社、英文演說會、雄辯會等;“關於事業方面者”,則有平民夜校、平民教育演講團、學生銀行等。其中對於“雄辯會”是這樣描述的:“暫分國語、外國語兩部;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每月開演說會一次,每學期開雄辯比賽大會一次”。關於“平民教育講演團”的介紹則是:“其宗旨在以通俗講演之方法,增進平民之智識,及喚起其自覺心”;“定期講演每月四次”,另有不定期演講。都是演說,可擬想的聽眾不同:一局限於校園,一走上社會。也正因此,學校分得很清楚,前者屬於自我修養的“學藝”,後者則是負有社會責任的“事業”。二者幾乎同時並存於北大校園,到底是互相補充平等競爭,抑或水火不相容?這里牽涉到“演說”的不同功能及宗旨,值得認真鉤稽。

1919年3月22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兩則布告:一是平民教育講演團定於第二天在馬神廟理科校長室開成立大會,“除報告及選舉外,並籌商一切進行辦法”,後附“本團團員錄”(共39名);一是校方“為獎勵英文演說,增進辯才起見”,擬定章程、提供獎金,並確定每年五月間開演說賽會71。相對於“平民教育講演團”的邊界清晰、旗幟鮮明,北大校園里熱衷於演說競賽的個人和團體,則顯得面目模糊——單在1917至1926年間,比較活躍的就有雄辯會、辯論會、英文演說會、國語演說會等。

1917年12月16日,“北京大學雄辯會”開成立大會,修訂章程,選舉職員,並請論理學教授章行嚴演說。三天後,北大雄辯會正式公布章程,稱“本會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分國語、外國語兩部,每部分若幹小組,除平日訓練外,每學期舉行一次雄辯大會72。此後,《北京大學日刊》上,不時有雄辯會的通告以及相關活動的報道。而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上所載北京大學雄辯會國語第一支部細則,讓我們對其活動方式有了更為詳盡的了解。該支部的活動分演說、辯論二種;會員均需練習演說及辯論;兩星期舉行一次常會,每次常會指定演說者二人,辯論者六人;請教員作為評判員;演說題目自選,辯論題目由評判員指定73。

演說的狀態容易想像,辯論又是如何進行的呢?1918年1月27日午前十時,在法科第一教室召開的辯論會,題目為“科學與宗教之消長”,正方主張“科學日進而宗教日衰”。正反方各有三人上場,分主辯、第一助辯、第二助辯,按理論、言詞、態度、復辯四項評分,其中態度、復辯兩項不分上下,差別在理論與言詞。正、反方的成績是185對155、160比110,最後,正方以505比415分取勝74。同年5月,還有另外一次辯論,論題是“最後之勝利在強

權抑在公理”,是否還是正方取勝,不得而知。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改組雄辯會之提議》,稱根據陳啟修等提議,北大雄辯會改組為北京大學辯論會,理由是:

仲尼設教,立言語之專科;子產會盟,藉辭令以安鄭。蓋闡揚學術,折沖壇坫,言辭之重,自古已然,而於今為甚。同人等有鑒於斯,前本練習辭令發展智識之宗旨,有北京大學雄辯會之組織。只以才力薄弱,時期過短,故規模雖具,而發展未遑。75

因會長西渡留學,“為免虎頭蛇尾之譏”,重訂章程,定名為“北京大學辯論會”,依舊“以闡揚學理、修飾辭令為宗旨”,“每兩周開常會一次,專為會員練習辯論時間”。但邀請校長當會長、教職員當幹事,加上“本會於適當時間與他校舉行聯合辯論會”76,這樣的設計,已不全然是學生社團的規模,似乎更多體現校方的意願。

五四運動爆發,辯論會發表公告,“於學潮未平靜以前暫行停止練習”。說是“凡我會員,為國奔走,心神交瘁,無暇及此”固然可以,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疾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與校園里優雅的練習辭令、切磋學問格格不入。因此,只能期待“學潮漸平,會員等得於憂患之余,復睹弦歌之盛”77。

與辯論會(雄辯會)在學潮中暫停活動恰好相反,平民教育講演團則因五四運動的爆發,而得以大展宏圖——不僅不斷征招新團員,尋找演說場所,還走向鄉鎮,盡可能擴大聽眾範圍。1921年9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有講演團總務幹事朱務善所作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緣起及組織大綱》,其中提到:

(平民教育講演團)創辦不久,頗著成效。轟動一時之“五四”、“六三”運動,本團團員曾盡力奔走呼號,竭力宣傳,頗有以促醒社會之自覺,而引起同情。至於“鄉村講演”尤為有力,蓋此種講演,能於最短時間內使大多數鄉民得受少許常識,並能助長其興趣。78

“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79,正式成立於1919年3月,最初社員39人,多為國民社和新潮社同人,後不斷有人加入。據統計,前後有157位北大學生參與活動,其中甚至包括性格溫和且明顯不善言辭的俞平伯、朱自清等80。這個五四時期十分活躍的學生團體,其活動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多有報道;更因其主要骨幹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其工作日後理所當然地受到史家的強烈關注81。

1919年3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有《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啟》:

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講、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顧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於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

這與十幾年前梁啟超“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的說法,何其相似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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