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鐘書的堂弟鐘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自行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並到工廠實習。鐘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鐘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鐘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鐘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鐘書和我隨著一群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裏，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周。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重要的會，我們並不溜。例如中國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辭的會，我們都到會。上臺發言的，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講稿，是錢鐘書寫的。發言的反映還不錯。

我們從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兩星期。

當時我們有幾位老同學和朋友在巴黎大學上學，如盛澄華就是我在清華同班上法文課的。據說我們如要在巴黎大學攻讀學位，需有兩年學歷。巴黎大學不像牛津大學有“吃飯制”保證住校，不妨趁早註冊入學。所以我們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華為我們代辦註冊入學手續。一九三六年秋季始業，我們雖然身在牛津，卻已是巴黎大學的學生了。

達蕾女士這次租給我們的一套房間比上次的像樣。我們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盤旋管兒。不過熱水是電熱的，一個月後，我們方知電賬驚人，趕忙節約用熱水。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閑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兒所，或寄養鄉間。

鐘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鐘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鐘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鐘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裏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麽都減退了。鐘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鐘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鐘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包在法蘭絨包包裏，腳後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麽回事兒？”

護士說：“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護士在門口探頭。她很好奇地問我：“你為什麽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卻靜靜地不吭一聲。

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但是我說：“叫了喊了還是痛呀。”她們越發奇怪了。“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中國女人不讓叫喊嗎？”

護士抱了娃娃來給我看，說娃娃出世已渾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據說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我還未十分清醒，無力說話，又昏昏睡去。

鐘書這天來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車送進產院的。我們的寓所離產院不算太遠，但公交車都不能到達。鐘書得橫越幾道平行的公交車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來，知道得了一個女兒，醫院還不讓他和我見面。第二次來，知道我上了悶藥，還沒醒。第三次來見到了我；我已從法蘭絨包包裏解放出來，但是還昏昏地睡，無力說話。第四次是午後茶之後，我已清醒。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裏抱出來讓爸爸看。

鐘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阿圓長大後，我把爸爸的“歡迎辭”告訴她，她很感激。因為我當時還從未見過初生的嬰兒，據我的形容，她又醜又怪。我得知鐘書是第四次來，已來來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壞了，囑他坐汽車回去吧。

阿圓懂事後，每逢生日，鐘書總要說，這是母難之日。可是也難為了爸爸，也難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復蘇的。她大概很不願意，哭得特響。護士們因她啼聲洪亮，稱她MissSingHigh，譯意為“高歌小姐”，譯音為“星海小姐”。

單人房間在樓上。如天氣晴麗，護士打開落地長窗，把病床拉到陽臺上去。我偶曾見到鄰室兩三個病號。估計全院的單人房不過六七間或七八間。護士服侍周到。我的臥室是阿圓的餐室，每日定時護士把娃娃抱來吃我，吃飽就抱回嬰兒室。那裏有專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準入內。

一般住單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卻住了三個星期又兩天。產院收費是一天一幾尼（guinea———合1.05英鎊，商店買賣用“鎊”計算，但導師費、醫師費、律師費等都用“幾尼”），產院床位有限，單人房也不多，不歡迎久住。我幾次將出院又生事故，產院破例讓我做了一個很特殊的病號。

出院前兩天，護士讓我乘電梯下樓參觀普通病房———一個統房間，三十二個媽媽，三十三個娃娃，一對是雙生。護士讓我看一個個娃娃剝光了過磅，一個個洗幹凈了又還給媽媽。娃娃都躺在睡籃裏，掛在媽媽床尾。我很羨慕娃娃掛在床尾，因為我只能聽見阿圓的哭聲，卻看不到她。護士教我怎樣給娃娃洗澡穿衣。我學會了，只是沒她們快。

鐘書這段時間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臺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說“不要緊”，他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我說的“不要緊”。我們在倫敦“探險”時，他顴骨上生了一個疔。我也很著急。有人介紹了一位英國護士，她教我做熱敷。我安慰鐘書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我認認真真每幾小時為他做一次熱敷，沒幾天，我把膿拔去，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他感激之余，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鐘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裏，盛在碗裏，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麽驚奇。

鐘書順利地通過了論文口試。同屆一位留學牛津的庚款生，口試後很得意地告訴鐘書說：“考官們只提了一個問題，以後就沒有誰提問了。”不料他的論文還需要重寫。鐘書同學院的英國朋友，論文口試沒能通過，就沒得學位。鐘書領到一張文學學士文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