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家的夥食開始還可以，漸漸地愈來愈糟。鐘書飲食習慣很保守，洋味兒的不大肯嘗試，幹酪怎麽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給他。我覺得他吃不飽。這樣下去，不能長久。而且兩人生活在一間屋裏很不方便。我從來不是啃分數的學生，可是我很愛惜時間，也和鐘書一樣好讀書。他來一位客人，我就得犧牲三兩個小時的閱讀，勉力做賢妻，還得聞煙臭，心裏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樣，想租一套備有家具的房間，夥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經領過市面了。鐘書不以為然，勸我別多事。他說我又不會燒飯，老金家的飯至少是現成的。我們的房間還寬敞，將就著得過且過吧。我說，像老金家的茶飯我相信總能學會。

我按照報紙上的廣告，一個人去找房子。找了幾處，都遠在郊外。一次我們散步“探險”時，我偶見高級住宅區有一個招租告白，再去看又不見了。我不死心，一人獨自闖去，先準備好一套道歉的話，就大著膽子去敲門。開門的是女房主達蕾女士———一位愛爾蘭老姑娘。她不說有沒有房子出租，只把我打量了一番，又問了些話，然後就帶我上樓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樓。一間臥房，一間起居室，取暖用電爐。兩間屋子前面有一個大陽臺，是汽車房的房頂，下臨大片草坪和花園。廚房很小，用電竈。浴室裏有一套古老的盤旋水管，點燃一個小小的火，管內的水幾經盤旋就變成熱水流入一個小小的澡盆。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從大房子裏分隔出來的，由一座室外樓梯下達花園，另有小門出入。我問明租賃的各項條件，第二天就帶了鐘書同去看房。

那裏地段好，離學校和圖書館都近，過街就是大學公園。住老金家，浴室廁所都公用，誰喜歡公用的呢？預計房租、水電費等種種費用，加起來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貴。這不怕，只要不超出預算就行，我的預算是寬的。鐘書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們和達蕾女士訂下租約，隨即通知老金家。我們在老金家過了聖誕節，大約新年前後搬入新居。

我們先在食品雜貨商店訂好每日的鮮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門口，放在門外。面包剛出爐就由一個專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裏，正是午餐時。雞蛋、茶葉、黃油以及香腸、火腿等熟食，雞鴨魚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裏應有盡有。我們只需到店裏去挑選。店裏有個男孩專司送貨上門；貨物裝在木匣裏，送到門口，放在門外，等下一次送貨時再取回空木匣。我們也不用當場付款，要了什麽東西都由店家記在一個小賬本上，每兩星期結一次賬。我們上圖書館或傍晚出門“探險”，路過商店，就訂購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結了賬送來賬本，我們立即付賬，從不拖欠。店主把我們當老主顧看待。我們如訂了陳貨，他就說：“這是陳貨了，過一兩天進了新貨再給你們送。”有了什麽新鮮東西，他也會通知我們。鐘書《槐聚詩存》一九五九年為我寫的詩裏說什麽“料量柴米學當家”，無非做了預算，到店裏訂貨而已。

我已記不起我們是怎麽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記得新居有一排很講究的衣櫥，我懷疑這間屋子原先是一間大臥室的後房。新居的抽屜也多。我們搬家大概是在午後，晚上兩人學會了使用電竈和電壺。一大壺水一會兒就燒開。我們借用達蕾租給我們的日用家具，包括廚房用的鍋和刀、叉、杯、盤等，對付著吃了晚飯。搬一個小小的家，我們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書籍，直到夜深。鐘書勞累得放倒頭就睡著了，我勞累得睡都睡不著。

我們住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拙手笨腳”的鐘書大顯身手。我入睡晚，早上還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飯盤，帶短腳）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來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鐘蛋”，烤了面包，熱了牛奶，做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這是他從同學處學來的本領，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這等好茶！而且為我們兩人只供一小杯牛奶）；還有黃油、果醬、蜂蜜。我從沒吃過這麽香的早飯！

我們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裏，除了家有女傭照管一日三餐的時期，除了鐘書有病的時候，這一頓早飯總是鐘書做給我吃。每晨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也成了他畢生戒不掉的嗜好。後來國內買不到印度“立普登”茶葉了，我們用三種上好的紅茶葉摻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紅取其香，湖紅取其苦，祁紅取其色。至今，我家裏還留著些沒用完的三合紅茶葉，我看到還能喚起當年最快樂的日子。

我聯想起三十多年後，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們從幹校回北京不久，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我晚上把煤爐熄了。早起，鐘書照常端上早飯，還赺了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贊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說什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說：“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打開火門，爐子就旺了。）鐘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說：“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我們搬入達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廚房了，鐘書就想吃紅燒肉。俞大縝、大姻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學對烹調都不內行，卻好像比我們懂得一些。他們教我們把肉煮一開，然後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醬油等作料。生姜、醬油都是中國特產，在牛津是奇貨，而且醬油不鮮，又鹹又苦。我們的廚房用具確是“很不夠的”，買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後照他們教的辦法燒。兩人站在電竈旁，使勁兒煮———也就是開足電力，湯煮幹了就加水。我記不起那鍋頑固的犟肉是怎麽消繳的了。事後我忽然想起我媽媽做橙皮果醬是用“文火”熬的。對呀，憑我們粗淺的科學知識，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雖文，力量卻比強火大。下一次我們買了一瓶雪利酒，當黃酒用，用文火燉肉，湯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紅燒肉居然做得不錯，鐘書吃得好快活唷。

我們搬家是冒險，自理夥食也是冒險，吃上紅燒肉就是冒險成功。從此一法通，萬法通，雞肉、豬肉、羊肉，用“文火”燉，不用紅燒，白煮的一樣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細絲，兩人站在電竈旁邊涮著吃，然後把蔬菜放在湯裏煮來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見過廚房裏怎樣炒菜，也學著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一次店裏送來扁豆，我們不識貨，一面剝，一面嫌殼太厚、豆太小。我忽然省悟，這是專吃殼兒的，是扁豆，我們燜了吃，很成功。店裏還有帶骨的鹹肉，可以和鮮肉同煮，鹹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國的火腿鮮。豬頭肉，我向來認為“不上臺盤”的；店裏的豬頭肉是制成的熟食，骨頭已去凈，壓成一寸厚的一個圓餅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後頸部嫌肥些。還有活蝦。我很內行地說：“得剪掉須須和腳。”我剛剪得一刀，活蝦在我手裏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蝦，逃出廚房，又走回來。鐘書問我怎麽了。我說：“蝦，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後咱們不吃了吧！”鐘書跟我進道理，說蝦不會像我這樣痛，他還是要吃的，以後可由他來剪。

我們不斷地發明，不斷地實驗，我們由原始人的烹調漸漸開化，走入文明階段。

我們玩著學做飯，很開心。鐘書吃得飽了，也很開心。他用濃墨給我開花臉，就是在這段時期，也是他開心的表現。

我把做午飯作為我的專職，鐘書只當助手。我有時想，假如我們不用吃飯，就更輕松快活了。可是鐘書不同意。他說，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遠不餓，多沒趣呀，他不羨慕。但他作詩卻說“憂卿煙火熏顏色，欲覓仙人辟方”。電竈並不冒煙，他也不想辟。他在另一首詩裏說：“鵝求四足鱉雙裙”，我們卻是從未吃過鵝和鱉。鐘書笑我死心眼兒，作詩只是作詩而已。

鐘書幾次對我說，我教你做詩。我總認真說：“我不是詩人的料。”我做學生時期，課卷上作詩總得好評，但那是真正的“押韻而已”。我愛讀詩，中文詩、西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他一起談詩論詩。我們也常常一同背詩。我們發現，我們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湊右湊湊不上，那個字準是全詩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時候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我們搬入新居之後，我記得一個大雪天，從前的房東老金踏雪趕來，惶惶然報告大事：“國王去世了。”英王喬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們沒想到英國老百姓對皇室這麽忠心愛戴，老金真的如喪考妣。不久愛德華八世遜位，鐘書同院的英國朋友司徒亞忙忙地拿了一份號外，特地趕來報告頭條消息。那天也下雪，是當年的冬天。

司徒亞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達。向達嘀咕在休士牧師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我們請他同吃我家不像樣的飯。他不安於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來談說中國留學生間的是是非非，包括鐘書挨的罵。因為我們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來往，很脫離群眾。

司徒是同學院同讀B．Litt學位的同學，他和鐘書最感頭痛的功課共兩門，一是古文書學，一是訂書學。課本上教怎樣把整張大紙折了又折，課本上畫有如何折疊的虛線。但他們倆怎麽折也折不對。兩人氣得告狀似的告到我面前，說課本豈有此理。我是女人，對於折紙釘線類事較易理解。我指出他們折反了。課本上面的是鏡子裏的反映式。兩人恍然，果然折對了。他們就拉我一同學古文書學。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針尖點著一個個字認。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漸變形。他們的考題其實並不難，只要求認字正確，不計速度。考生只需翻譯幾行字，不求量，但嚴格要求不得有錯，錯一字則倒扣若幹分。鐘書慌慌張張，沒看清題目就急急翻譯，把整頁古文書都翻譯了。他把分數賠光，還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擔憂，補考準能及格。所以考試完畢，他也如釋重負。

我們和達蕾女士約定，假後還要回來，她將給我們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為另一家租戶將要搬走了。我們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輕裝出去度假，到倫敦、巴黎“探險”去。

這一學年，該是我生平最輕松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說無憂無慮。鐘書不像我那麽苦苦地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