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個性具有神話思維所擅長的滲透性，滲透到其描寫對象的肖像形體的各個部分，滲透到其心理行為的枝枝節節。孫悟空已經被描寫成闖蕩天地、降伏妖魔、具有極大法力的“鬥戰勝佛”，或者最終修成佛門正果的鬥戰勝神了。但他不是橫眉怒目的金剛，而是一派猴模猴樣、猴腔猴性，渾身散發著令人開心一笑的喜劇氣味。他那雙能夠識別妖魔的“火眼金睛”，那把吹一口氣會變成百十個化身的毫毛，都與猴子的毛頭毛身、紅瞼黃瞳相關。猴性甚至傳染給他的法寶和法術，比如那瞬間十萬八千里的筋鬥雲，那“幌一幌碗口來粗”、要它小就小得如繡花針、“可以揌在耳朵上面”的如意金箍棒，無不令人聯想到猴子身上如孩童一般的頑皮。

人們也許會說，孫悟空大鬧天宮時與二郎神的變化鬥法，其後在借芭蕉扇時與牛魔王的變化鬥法，是受了佛教文學，比如《降魔變文》中舍利弗和六師設壇鬥法的影響。但是，在六師變化成寶山、水牛、水池、毒龍、惡鬼、大樹，舍利弗變化成執寶杵的金剛、獅子、白象之王、金翅鳥王、毗沙門天王和風神而摧毀之的鬥法場面中，除了能感受到佛法廣大之外，是感受不到鬥法者的個性的。而孫悟空變化的特點，不僅在於變得千姿萬態，令人眼花繚亂，而且在於變得有個性，令人對猴頭的狡黠又嗔又喜。當他變作花鴇，被二郎神一彈弓打下山崖時，又就地變作土地廟，張口作廟門，牙齒變門扇，舌頭當菩薩，眼睛為窗欞，想騙二郎神進來，一口咬住。“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露出了猴性猴相的破綻。

神的個性，是在神話境界中融合著人間趣味。中國自古流行猴戲，這為猴神的創造增添了不少民間感。《禮•樂記》說：“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玄注：“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這種猴戲擾亂尊卑，沖犯禮防，是帶有宣泄性情的喜劇色彩的。宋代畢仲詢《幕府燕聞錄》記載：“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俳袍，號‘孫供奉’。故羅隱有詩雲：‘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這里的猴戲主角也姓起孫來了。孫悟空個性中的天國、林野、人間的錯綜，以及神性、獸性、人性的融合，不僅表現在日常行為中，比如他偷吃王母的蟠桃後，變作二寸長的小人兒在枝葉濃處睡覺，偷老君葫蘆里的金丹嘗新，“如吃炒豆相似”；而且表現在他作為鬥戰勝神，在險象叢生的相鬥相戰中，也不改猴的脾氣、猴的心計、猴的促狹、猴的瀟灑。在平頂山蓮花洞一難中，孫悟空在事隔二十余回之後，又與這只金丹葫蘆相遇，這一回可沒有那種吃金丹如吃炒豆的寫意，而是他一回答出自己的姓名，就會被吸進葫蘆內化成膿汁。他請天帝把天關閉半個時辰，拔一根毫毛冒充“裝天葫蘆”，騙取了這件寶貝。被妖魔奪回後，他即便顛倒姓名為“者行孫”、“行者孫”，也難逃吸進葫蘆之災。其後總算用毫毛變假葫蘆行了掉包之計，自稱手中的真葫蘆是雄性，妖魔手中的假葫蘆是雌性，害得妖魔跌腳捶胸地感嘆：“天那！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猴的心計和促狹在這場死活交關的鬥法中表現得何其淋漓盡致：又是“裝天葫蘆”，又是“者行孫”、“行者孫”，又是“寶貝怕老公”，把惡戰當遊戲，奇思妙想，舉重若輕，在匪夷所思的神話變幻中滲透著濃厚的民間幽默。

寫神而重個性的傾向，深刻地影響了取經師徒四眾的組合結構。那些把《西遊記》看作談禪修仙的“證道書”的前人沒有著眼於此，多把取經群體的結構附會於陰陽五行。比如西陵殘夢道人汪淡漪箋評《西遊證道書》，認為“取經以三藏為主，則三藏為中心之土無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門即首收心猿，是為南神之火；火無水不能濟，故次收意馬，是為北精之水；水旺則能生木，故次收八戒，是為東魂之木；木旺必須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為西魄之金。”④以五行分指師徒四眾及白馬，可在行文中不時找到，具體所指雖不一定與評點家契合，但它畢竟給四眾一騎的取經群體的組合，蒙上一層與陰陽五行的宇宙結構模式相呼應的神秘主義色彩。

然而作為個性神話文化，這個取經群體結構最有活力的地方，卻在於四眾的特征各異，優勢互補，隱伏著矛盾。卻又能在相互制約中合作到底。觀音菩薩奉命從西天到長安，於千山萬水之中挑中了這四眾一騎，大概由於他們是取經群體的最佳組合。這個組合包含著三條原則：

（一）主弱從強。這條原則也見於《三國》中劉備與諸葛亮、五虎將的群體，以及《水滸》中宋江一百單八將的群體，為章回小說寫群體形象的常見的模式。因為位與智、德與力的分離，可以給描寫留下許多回旋的余地。假若沒有唐僧端莊的儀表和那身據說吃了可以長生不老的肉，就不會引起那麽多妖魔的垂涎，就不可能出現八十一難，又假若沒有唐僧仁慈而不辨人妖，堅心求道而缺乏法力的性格特點，假若他總是相信孫悟空的火眼金睛和如意金箍棒，就不可能在每次遇難時出現那麽多的曲折和驚險，也不可能顯示出孫悟空那種出生入死、化險為夷的大智大勇。“主弱”是招難之由，“從強”是破厄之術，正是在這一招一破之中，使整個取經行程波瀾起伏，險象叢生、奇境叠出，增加了描寫的曲折性和力度。

（二）對比原則。四眾取經目標雖一，而修煉程度各殊，或是墮入凡胎的金身，或是攪亂天國的野神，或是貶離上界的天將，身世、性情、脾氣相當懸殊，是四處牽合來的雜神群體。而豬八戒則是雜神中的最雜者，在他身上雜糅了俗世諸多情欲和人性的各種弱點。他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帥，根據中國方術書，天蓬乃是北鬥七星和輔佐二星組成的“九星”之首⑤，在神國的品位相當高。但是一經在群體中與孫悟空相對照，令人頓然明白聖徒中也有俗子。野神和俗神的個性對比和碰撞，給漫長的取經行程增添了無窮的諧趣，那些激烈的降妖戰役和沈悶的山水行程，加進了孫猴與八戒相互捉弄打趣的佐料，便奇跡般地把各種味道都提升出來了。不過，物極必反。如果只有個性碰撞，一但唐僧被攝走和孫悟空不明下落，豬八戒很可能早就回高老莊當回爐女婿了。為取經事業不致半途而廢，必須在群體性格結構中加進：

（三）調節原則。不要看輕沙僧這個為唐僧牽馬、並不滿街賣嘴的角色。他不僅是降妖的好幫手，而且善於在二位師兄的沖突中周旋、撫慰、調解，講話在理，處事穩重，是這個群體不可缺少的潤滑劑。小說的匠心，就在於他不張揚個性的個性中，確定了他的價值和位置。

《西遊記》堪稱獨步的地方，是在個性神話中增加了“哲理—心理”的復調。它發掘著個性深層的精神意蘊，借神話故事思考著人的主體。思考著人的心性，思考著人的信仰、意志和生命力。即是說，它尋找著人的精神歷程的神話原型，使神話形象描繪成了精神哲學（或心學）的隱喻。前人讀《西遊記》有過一種迷惑：既然孫悟空是大鬧天宮的造反派，何以又成了皈衣佛門的投降派？過分簡單化的社會圖解，勢必造成對神話文化深層精神密碼的誤譯。從精神現象的角度來看，大鬧天宮隱喻著野性生命力的爆發和宣泄，西天取經則隱喻著為了特定的信仰和理想，排除邪魔而進行心性的修煉和意志的磨煉。它們代表著生命進程的兩個階段、兩個層面。野性無休無止地發泄，並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只有把這種蓬蓬勃勃的活力引向對人生理想信仰的百折不撓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成熟，才能最終達到生命的輝煌歸宿。